反腐之風依舊勁吹。近日，廣東清遠紀委官微轉發了《廣東紀檢監察》對清遠基層教育局長腐敗頻發的長篇剖析，揭示教育局長腐敗案件呈易發多發之勢。2010年以來，清遠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處了7名教育局長或副局長，其中“一把手”5人，副局長2人。據清遠紀委透露，5年來7名局長落馬，作案主要集中在校服、教材和教學設備采購，基建工程等環節。媒體據此稱：教育局長儼然正在成為一個高危的工作崗位。

短短5年間，一市之內就有7名教育局長或副局長被查處，腐敗頻率如此之高，確實說明清遠基層的教育腐敗必須被當作樣本來分析，然而，如此腐敗情形就等同于教育局長的高危性質嗎？

在我看來，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是的，清遠的基層教育領域，呈現出了某種觸目驚心的腐敗情態：一件校服就可以“絆倒”教育局長；65萬元就可以賣掉一個飯堂承包權；必須嚴肅以對的基建承包，更是在一場“校長飯局”上就可以決定。但是客觀而論，在大多數地方，作為一種事實，教育局長的腐敗概率與情形，和其他崗位上的官員并無明顯區別。如此來推論，稱教育局長正在成為一個高危工作崗位的結論，顯然有失嚴謹。

分析還可更進一步。媒體所稱的“高危”，更準確的表述，其實還不是指腐敗情形的高發，而指該崗位充滿風險性。然而，在常態語境中，讓做官充滿“風險”，不是件正常的現象嗎？它并非什么壞事。倘若民眾對政府的監督是到位的，對官員日常性管理舉措的評價如影隨形，那么做官就必然充滿風險。官員任何不當的舉動，同樣會很快被外界所發覺。如此意義而言，實際上所有官員崗位都是“高危”的，獨說教育局長崗位的風險性，并不真實與客觀。

倘若回到行政倫理的層面，實在不應去強調屬專門崗位的做官風險。關于教育局長的“前腐后繼”，更值得放大的，或許是其背后的腐敗成因。紀委對此其實已有總結，一是基層教育局長的個人權威遠超制度權威；二是教育系統的權力運行不透明；三是教育局長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四是教育局長的權力邊界比較模糊。換言之，恰是因部分教育局長信念喪失、權力失范、制約不力，進而才催生看似不可遏制的腐敗，這比教育局長崗位的高危性更值得關注。

其實沒有高危的教育局長，只有不設防的權力。所以，必須思考的現實問題仍然是：當腐敗總是由掌握有限資源的分配能力而產生，那么到底如何來窮盡監督與改革的力度，讓種種權力或“亞權力”在管理領域被提前限制？報道中說，紀委建議，應加強對教育系統的監督，建立教輔資料、教學設備網上黑名單制度；嚴肅查處利用行政審批權、干部人事權索賄受賄、買官賣官的案件。如此對于教育管理系統的改造和約束，可以來得更多與更快一些。（王　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