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犯錯，孩子承擔

　　“這是醫院給我開的醫學出生證明。”李雪從這堆紙片兒中抽出一張，用手指著說。

　　因為家里困難，白秀玲和丈夫并不想要這個孩子，“李雪的到來是個意外。”

　　可是，當白秀玲發現懷上李雪時，已經兩個多月。當時因為削土豆，刀掉到白秀玲大腿上，扎了一個大口子，傷口遲遲不能愈合。醫生告訴她，這樣不能流產，會有生命危險。

　　兩口子都是殘疾人，認為自己符合生育二孩的條件。而事實上，1991年開始實施的《北京市計劃生育條例》規定可以生育二孩的九種情況中并不包括殘疾人。

　　“但是后面還有一句話呢。”李雪指著條文說。在泛黃的紙上寫著，“有其他特殊情況要求再生育一個子女的，需經市計劃生育委員會批準。”

　　當然，在李雪出生前，他們并沒有得到北京市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批準。事后的事情證明，相關計生部門也并不認可。但在此后的22年中，白秀玲夫妻倆一直堅持自己屬于“其他特殊情況”。

　　就這樣，1993年8月11日，李雪在天壇醫院出生。此時，她的姐姐李彬已經8歲。

　　那時，距離計劃生育被確立為基本國策已有11年。為了控制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

　　而在計劃生育被確定為基本國策的兩年前，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信中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在此后的35年，中國多數城市地區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北京也不例外。

　　上世紀90年代的北京，工廠、機關的圍墻上，到處刷寫著“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的巨大標語。計劃生育力度正不斷加大，各地對超生嚴防嚴控。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已經被推廣到全國，覆蓋公權力機構和各大企事業單位。

　　“超生二孩”李雪的到來，對于白秀玲所在單位——永外街道的三產企業永明釉料廠而言，無疑是一個重大事故。當年8月25日，還在哺乳期的白秀玲就接到了工廠寄送的“職工開除(除名)公職審批表”。

　　李雪出生的第5天，父親李鴻玉拿著出生證明到永外派出所上戶口，被拒絕了。“你們超生了，回家等著吧。”4個月后，街道計生辦主任來到他家，放下一紙“處罰決定書”，對夫婦倆征收超計劃生育二孩的社會撫育費5000元。

　　李鴻玉當時是北京皮毛三廠的工人，一直停崗在家，一個月收入不到150元。白秀玲的被開除，將這個家庭迅速推入貧困的境地。可是，他們被告知，不繳納這5000元，計生部門就不給開證明，連帶著孩子就上不了戶口。

　　要給孩子上戶口，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嗎？從1958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應當依照本條例的規定履行戶口登記；第七條規定：嬰兒出生后一個月以內，由戶主、親屬、撫養人或者鄰居向嬰兒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報出生登記。也就是說，對出生的中國公民予以登記，無附加條件。

　　甚至早在李雪出生的5年前，1988年，公安部、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就聯合下文，禁止將計生證明、超生罰款與戶口登記捆綁。

　　但各地為了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普遍采取了將計生與上戶口等權益捆綁的“土政策”。“上戶口雖然不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但不掛鉤，如何約束超生呢？” 山東省一位不愿具名的計生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是特定時期的無奈之舉。”

　　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全國至少有20個省(市、自治區)有明確的規定或案例，上戶口必須出示計劃生育相關證明，其中北京、上海、遼寧、四川、河南、湖北等6個省市在省級戶籍制度上明文規定，將計生與戶籍掛鉤。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萬海遠于2014年完成的“黑戶”調查報告也顯示，由于多年來“新生兒落戶”與“超生罰款”捆綁成為通行的政策，大量家庭沒有及時到派出所辦理落戶手續。“這在客觀上帶來780萬新生兒沒有戶口，并成為‘黑戶’產生的源頭。”

　　“我超生犯錯，可是為什么要讓孩子承擔呢？”白秀玲無法理解這個邏輯。更何況5000元對于當時這個窮困家庭而言，是3年不吃不喝的總和，“我們哪有那么多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