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人口未激增 來自“普二”試點地區的報告

　　當不少地區沉浸在國家放開全面兩孩政策的喜悅中時，位于燕山深處的河北省承德市卻平靜如常。早在30年前，承德和甘肅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縣就低調地啟動了“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試點。

　　承德市農民王勁泉有兩個兒子，老二是在實施試點后兩年生的。“當年全家就指著地里收成過日子，多一個孩子就多個勞動力。”他回憶說。他的話反映了當時中國農村的實情。“欠發達農村地區只生一個男孩，對解決生產生活問題的確有困難。”承德市衛計委副主任孫瑞國說，老百姓對1980年實施的一孩政策有抵觸情緒。

　　河北承德、甘肅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縣地處“老、少、山、窮”地區，經濟不發達，生育意愿較為強烈，生育水平在全國也處于較高水平。正因為如此，從1985年開始，這些地區陸續在當地農村實施“晚婚晚育+間隔”的“普二”政策。

　　適當寬松的計生政策會不會導致人口激增？在全國人口數量劇增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計生工作者的心中。但結果卻出乎他們的意料：承德在試點第二年開始，人口出生率曾一度回升至20‰左右，3年后便恢復至比全面一孩政策實施時還低的水平，之后持續下跌；酒泉在“普二”政策實施之初也出現過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一定幅度回升的現象，但從實施30年的數據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均低于全省和全國水平，并在繼續下降。

　　2000年，山西翼城縣的總人口是30.023萬，實現了試點政策之前制定的把人口總量控制在30萬人左右的目標。1982年至2000年，翼城縣的人口增長率全面低于全國、山西省和臨汾市。

　　二孩政策對調整當地人口結構也起到了積極作用。從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看，承德市的人口結構呈現出頂部圓錐、中部和下部相對均衡的圓柱形結構，青壯年及以下各年齡段人口的數量相對均衡。而承德市中心城區雙橋區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絕大多數家庭人口結構形成“4+2+1”金字塔形模式，是典型的人口衰落型模式。承德市計生委2011年測算，如果不考慮人口遷移和后來實施的單獨二孩政策，未來15年，雙橋區將出現人口負增長；未來75年，人口將由2010年的30萬降至15萬，老齡化和社會撫養比均超過50%。

　　放開二孩還導致多胎率下降。承德市的數據顯示，當地多胎率從1987年的18.5%降至2010年的5%。雙女戶石峰艷說，自己不想再要孩子了，“一個不夠，兩個正好”。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教授說，試點地區人口態勢達到了試點初“控制人口、保持合理的人口結構、延緩人口老齡化”的預期目標。

　　最近十幾年，承德市拿著“生育證”推遲生育的家庭越來越多。雙塔山鎮通溝村有134戶家庭，共計415人，其中60歲以上96人，18周歲以下戶籍未成年人32人。“大家普遍不愿意多生。”村支書胡光海說，村里有個家庭，過去超生了第3胎，如今他的3個子女全都只生了一胎。一些人申領了“二孩證”卻遲遲不生育，還有一些則干脆放棄了。雙灤區下店子村村民王紀香和丈夫只生了一個男孩，她說：“我和丈夫分別有7個兄弟姐妹，之前一直過著窮日子，希望少生快富奔小康。現在，資金和養老方面都有很好的補償，更不擔心養老問題了！”

　　如今，這些試點地區的計生干部擔心的是，出生人口繼續萎縮。“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脫離了土地和農業生產，教育水平高了，生育意愿更低了。”承德市衛計委規劃信息科科長王繼國說，“育齡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和生育觀念和他們的父輩已經完全不同了。”承德市承德縣八家鄉南杖子村共有1453人，285位育齡婦女只有33個申報獨生子女，人口萎縮情況明顯。翼城縣近年來的出生率已達到7‰—8‰的超低水平，自然增長率為2‰—3‰,接近零增長。

　　“生活壓力、撫養成本是我首先要考慮的因素。”承德鋼鐵公司80后職員張春然說，“把生育權還給我固然是好事，不過生不生是我自己的選擇。”(新華社 記者張樂、李亞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