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光鮮，遭遇修復尷尬事

文物光鮮，遭遇修復尷尬事

　　十天前迎來90歲生日的故宮博物院，著實為藝術愛好者端出好幾盤“大菜”。屢屢刷新排隊耗時紀錄的“石渠寶笈特展”自不必說；陳列于神武門城樓的 “故宮博物院文物保護修復技藝特展”，雖然熱度遜于前者，卻也頂著“第一”的光環——這是故宮首次以“文物保護修復”為主題，舉辦的綜合性修復技藝和成果 展。

　　藉此展覽，人們不僅可以清晰看到一件文物“舊貌換新顏”的過程，還能感知到平日里隱身展品背后的“文物醫生”的存在。別看他們大多極少露臉，這可是 一個不可或缺的群體，但凡館藏文物走向展臺前，都會由他們過一道手，為文物“療傷”，然后讓“康復者”亮相，更有甚者，近乎“起死回生”。不過，在“鬼斧 神工”的獨門技藝之外，文物修復還面臨不少難度更甚的現狀，諸如，不時有人喊著人手不足，卻又總處于留不住人的境地；在現有職稱評比體系里，處處受制。這 些成天與國寶打交道的人們，享有的待遇卻與國寶隔著好幾條街。

　　1。 妙手回春的“魔術”圣手

　　“最難的環節就是拼接，就像玩拼圖游戲一樣，只能用鑷子夾著小碎片一點點去嘗試。”

　　駐足故宮神武門展廳，不時能聽到諸如“宮里藏品也能毀到這個地步”的唏噓。這也難怪，人們尋常見到的都是些整飭完畢的光鮮品，冷不丁將“整形”前后作一對照，生發感慨也屬正常。

　　要說修復前后差異最為明顯的，當屬高4米多、寬近3米的《董誥山水貼落》。據故宮文保科技部書畫修復組組長楊澤華介紹，這件原本藏于乾隆花園符望閣的絹本，曾經散落為上千塊碎片，有的碎片還不如小拇指甲蓋大，經過修復師有如魔術般的圣手，如今再看上去已是裂痕全無。

　　一堆碎片，加之缺少原作的尺寸信息，要想修復如初，難度不言而喻。作為國內藏有古代書畫最多的文博單位，故宮擁有一整套傳承下來的傳統書畫修復技 藝，不過，由于這件作品尺幅信息缺失，修復組只得另尋他法。最終擬定的方案是：先加固那些稍加用力就會碾成粉末的碎片，然后再一塊塊地拼接、壓平，最后做 全色處理。“最難的環節就是拼接，就像玩拼圖游戲一樣，只能用鑷子夾著小碎片一點點去嘗試。”話雖說得輕巧，楊澤華深知背后艱難。因為整個拼接過程相當于 將幾千塊小碎片還原進十多平方米的畫作里，而且，并沒有明顯的規律可循。最終，集數人之功，歷經數月，原作終于恢復當初神韻。“要修復一件受損古書畫，時 間短則一兩個月，長則數年之久，如果要細數中間修復過程，可以列出的工序多達六七十道。”在河南博物院從事書畫修復三十多年的甘嵐，前些天還特意帶著部門 年輕同事到故宮參觀了修復特展。

　　除了古書畫裝裱修復，此次集中展示的文物修復技藝還有古書畫人工臨摹復制，木器類、紡織品類、漆器類、青銅器、古陶瓷、古鐘表、百寶鑲嵌類修復技 術，以及囊匣制作工藝。用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的話講，這次修復特展是想讓更多人認識故宮的“文物醫院”，也就是故宮文保科技部。

　　據了解，上世紀八十年代，故宮博物院組建了文物修復工廠，直到八十年代擴建為文保部。現如今，這支宮墻內科技含量居前的隊伍共有各科“醫生”一百多 人，負責為院藏一百八十多萬件文物延年益壽。這樣的人員規模不僅在國內文博系統居首，也組成當之無愧的“文物三甲醫院”。如果將傳統的文物修復技藝歸為 “中醫”，現代的科學技術就屬于“西醫”，修復過程中，往往需要中西醫結合治療。此次展出的一件沉香雕羅漢壽字插屏，就是“醫生”們通過給插屏做X射線 CT照相，才最終探明內部結構，并據此開出“藥方”。

　　2。 兩千人面臨一千多萬件文物

　　“以現有人員規模，要修復全部受損文物需要上千年。”

　　有這樣一組數字真實又殘酷地揭示出國內文物修復行業的生存狀況。據國家文物局調查顯示，全國文物系統三千多萬件館藏文物中，半數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 破損，接近兩成屬于損毀嚴重。而國內真正從事文物修復工作的技術人員，也就兩千多人。而文物修復最大特點就是“慢工出細活”，耗時數年修復完成一件文物的 例子，比比皆是。據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文物保護與修復中心研究員詹長法估算，“以現有人員規模，要修復全部受損文物需要上千年”，這還不包括修復過程中， 又產生新的待修品。

　　四十出頭的古陶瓷修復專家李奇在二十年里，主持修復了近千件瓷器，其中就包括國家一級文物、辛亥革命博物館所藏寶貝——孫中山生前受贈的“索耳八角 花盆”，而且，這些物件的修復絕大多數由他獨自完成。“不是我不需要幫手，而是實在難以找到得力助手。”在他看來，文物修復不同于普通物件，往往是差之毫 厘，謬以千里，“外行人眼里，文物修復可能就是修修補補，粘粘貼貼，其實學問真不少。”李奇說，一個優秀的修復師如同“全能選手”，既要懂繪畫、雕塑，還 要掌握化學、物理、材料方面的知識。而如此高要求的綜合素養，必然導致人才成長緩慢。據了解，當年和他一道參與學習修復技藝的，大部分已然放棄。

　　也正因為文物修復專業人才緊缺，一些被修壞的案例頻頻見諸報端。遼寧沈陽云接寺清代壁畫修繕，所用方法竟然是在殘損壁畫上“重繪”了一幅新作；前些 年圓明園首批破損文物遭遇的“試驗性修復”，不僅部分文物被無故涂抹上金漆，就連修復出來的紋飾圖案也無據可循。有人笑稱此等做法“如同文物販子在作 假”。

　　為了防范出現不可逆的“損毀性”修復，南京博物院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研究員徐飛認為，關鍵還在于加強專業人員配置。據他介紹，其所在部門人員共 三十多人，實際動手修復的接近20人，而這已經是江蘇省規模最大的一支文物修復隊伍了。“可以肯定，單單依靠這些人，館藏文物一輩子也修不完。”

　　人手緊張是國內每家博物館都面臨的問題，故宮博物院也不例外。據了解，此次故宮推出的“修復特展”，除了本館修復人員參與外，還從社會上借調了不少 非遺傳承人和修復高手。“他們中不少人的祖輩，原來就是宮中能工巧匠，此番‘進宮’參與修復，頗有點回家的味道。”在國內資深修復專家、中國文物學會文物 修復委員會秘書長賈文忠看來，不少國家的文物保護已進入預防性階段，而國內由于缺人手，依然停留在“快不行了才去救”的應急階段。

　　3。 民間修復市場處于無序狀態

　　“我買入的價格不到十萬元，對方開出的修復價格竟然也是這個數。”

　　盡管人手不足，館藏文物尚有專業人員保養、修復，那么，民間藏家手里的殘損文物應該找誰修復？近些年，伴隨民間收藏的興起，這成為一個愈發難以回避 的問題。“博物館一般不會承接社會上的文物修復工作，主要原因還是自身的活計都忙不過來。”賈文忠說，近些年市面上陸續出現了民營修復公司，不過，由于水 平良莠不齊，并沒有與市場需求對接上。

　　這些天，家住望京阜通西大街的盧志永隔三差五就往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跑，他想嘗試“聘請”館內油畫修復師給自己幫點忙。原來，他一年前遭遇了一樁倒 霉事。家中一幅祖傳油畫由于保存不善，出現了不少霉點，他特意跑到琉璃廠請來一位民間古畫修復師，經過對方一番捯飭，霉點的確不見了，畫面也光鮮不少。不 成想不出半年，畫上就出現大塊色塊剝落的情形，不僅一萬多元的修復費打了水漂兒，畫作也難保。

　　有人擔心自己手中的寶貝被生手損毀，還有人被修復公司開出的高額價格所嚇退。在圈內小有名氣的藏家劉先生在拍場“撿漏”得到民國某書法家的作品，“我買入的價格不到十萬元，對方開出的修復價格竟然也是這個數。”為此，他只得放棄修復的想法，坐等新的買家上門了。

　　“一幅價值百萬元的古畫，花個幾萬元修復還能接受，但十幾萬元的藏品卻要數萬元修復費，絕大多數人就會打退堂鼓了。”賈文忠介紹說，十多年前他就提 出過一個修復費用的計算公式，即根據標的物的估價收取一定比例的費用。“不過文物修復的基本模式都差不多，不會因為你的估價低就少收取費用。”他建議，行 業主管部門可以對民間修復機構按照資質等級劃分修復范圍，可以考慮設立“文物修復大師制度”，“估價高的可以送往那里修，就像在醫院掛號一樣，你可以選擇 專家號，也可以選擇普通號。”

　　60歲的于愛平就是上海古陶瓷修復圈的“專家號”，幾年前從上海文物商店退休后，她開辦了自己的修復工作室。“博物館可以考慮抽調一部分人力支援民 間文物修復，最起碼可以組織專家搞一些培訓。”她回憶說，二三十年前還經常有各種古陶瓷修復培訓班，國內很多從事文物修復的專家都是那時成長起來的。后來 由于經費等問題，類似的培訓活動已難覓蹤影。“現在幾乎每家博物館都擁有近乎相同的專業設備、儀器，事實上，除了極個別藏品豐富的大館，很多設備是閑置 的，完全可以按照某地區出土文物的特色，將某類設備集中一處，建立幾個大型修復中心，予以最大化利用。”賈文忠說。

　　4。 修復師工資曾是院長的兩倍

　　“三星堆博物館有個修復青銅器的小伙子，單位把他當作重點培養對象，可人家偏偏辭職跑去修空調了。”

　　國內文物修復人才相當稀缺。賈文忠介紹，老一輩專家有的離世，有的退休，絕大部分已經不在崗位；中青年一代不少人中途選擇轉行，而年輕一代又因為評 職稱、待遇不高，沒什么積極性。據他描述，二十多年前，受國家文物局和中國文物學會委托，文物修復委員會評出過一份“名師榜”，里面囊括了從事文物修復、 保護工作工齡30年以上的老專家共80位，如今名單上的絕大多數老師傅已經故去，其中就包括他的父親賈玉波。

　　在賈文忠印象里，父親那一輩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趕上了好時候。那時北京建了十大博物館，里面很多文物都損壞嚴重，需要能工巧匠修復，因此全國有名 望的修復人員都集中到了各大博物館，而且享受的待遇相當不錯。“故宮當年從上海請了一位裱畫師傅，他的工資是當時故宮院長的兩倍。”賈文忠說。

　　相比曾經的輝煌，賈文忠認為修復行業如今的地位與當年還有差距。“主要還是評價體系變了。當年是看誰能把活兒干好，現在基本上是以職稱為導向。”在 他看來，修復人員在博物館體系里屬于最基層，“從最初設置的‘修復工廠’就可以看出來，是‘工匠’身份，評職稱當然會落在科研人員后面。”他說，“都說新 聞編輯是‘為他人做嫁衣’，好歹在新聞版面上可以署名吧，你可曾見過修復好的器物與哪位修復人員的名字相關聯？”在他看來，那些憑借高超技藝修復好了諸如 《清明上河圖》這般國寶的，卻并不能被當作成果，必須得發表研究文章。為此，文物修復委員會推出了一本名為《文物修復研究》的學術刊物，專門消化同道中人 的發稿需求。

　　原本就人手緊張的修復行業，卻一再陷入人才流失的境地。“三星堆博物館有個修復青銅器的小伙子，單位把他當作重點培養對象，可人家偏偏辭職跑去修空 調了。”年過七旬的楊曉鄔被譽為四川文物修復“第一人”，三星堆出土的成百上千件青銅器，一大半是他修復的。在他看來，這種現象最直接地反映了行業的無 奈。“我們看得見大量國寶，卻往往忽略了修國寶的人。”王琛是河南博物院文保中心傳統技術研究室主任，盡管修好過河南博物院“九大鎮院之寶”之一的“云紋 銅禁”，只有高中學歷的他依然只能被評為中級職稱的技師。

　　北京聯合大學是本市較早開設文物修復專業的高等院校，據該校應用文理學院教授顧軍介紹，由于缺乏師資，學院設置的多個文化遺產類實驗室，利用率很低。他建議，院校聘請人才應當突破以學歷為主要依據的規定，以實際需要引進。

　　“與中國的稀缺狀態不同，文物修復在西方已經成為一個社會性職業。”詹長法建議，中國也應該鼓勵更多的能人通過一定準入制度參與到文物修復當中，促成修復師的職業化，或可打破文物修復的人才瓶頸。（記者 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