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愉

　　□演講人：李世愉

　　■演講人簡介：

　　李世愉先生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清史論叢》主編。主要論著有《清代土司制度論考》、《清代科舉制度考辯》、《中國歷史科舉生活掠影》，并從事歷史工具書的編纂，主持《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國考試大辭典》等。2012年起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土司制度史料編纂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

　　編者按：

　　在德國波恩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9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中國“土司遺址”被列為《世界遺產名錄》。此次申報的土司遺址包括三處：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和貴州遵義海龍屯。歷史上土司制度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民族文化多樣性傳承等發揮了積極作用。申遺成功揭開了土司文化的神秘面紗，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有利于土司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研究。那么，土司遺址是什么樣的？土司遺址反映出怎樣的歷史圖景？土司文化有什么特點和意義？本刊特邀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世愉先生講述土司文化遺產的獨特魅力。

貴州遵義海龍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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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司制度是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建立的，當地民族的宗教信仰、傳統文化、生活習俗繼續保留發展，形成了促進該地區社會穩定以及民族和諧共處的長效機制，從而促進了多民族文化的共處與包容，保護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傳承。

　　□土司遺址與長城、故宮、布達拉宮、大運河等不同，它是中國文化遺產中獨特的一種類型，土司文化遺產與其他各項文化遺產共同構成了燦爛的中華文明。

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

　　土司文化遺產保護具有現實意義

　　今年7月4日，從德國波恩傳來了一個好消息，中國土司遺址申遺成功！這次聯合申遺的三個土司遺址是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湖北唐崖土司城址和貴州遵義海龍屯遺址。土司遺址的申遺成功不僅使湖南、貴州在世界文化遺產實現零的突破，也讓老司城、海龍屯等一夜成名。土司遺址之所以申遺成功，就在于它們是中國歷史上曾經推行過的土司制度的歷史見證，是土司制度的活化石。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中央政府在云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湖北以及甘肅、青海等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一種特殊的管理方式，即由當地少數民族首領擔任世襲的地方官（當時稱為土官，后來又稱為土司），通過他們對少數民族的管理，達到對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統治的目的。土司制度實際上是在行省之內實行的雙軌制，既有中央派遣的流官管理的府州縣，又有土司管理的地區。土司管理地區也有機構名稱，如宣慰司（永順、播州即屬宣慰司）、宣撫司、長官司（唐崖即屬長官司）、土府、土州、土縣等。土司地區實行的是一種區域性的自治，但是要由地方行政長官統一管理，而且納入中央的官職體系之內。土司制度是歷代統治者長期推行邊疆民族地區治理政策的必然結果，是對唐宋以來羈縻政策的發展。土司制度推行之前，土司地區大多未納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中，不納賦稅，被稱為“化外之民”。土司制度正是邊遠少數民族從“化外”到“內屬”的重要過渡階段，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土司制度是一種地方行政管理制度，體現了元明清中央政府“齊教修政”、“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統治方針。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而且不宜派官管理的地區，采取這樣一種過渡性的管理方式，將其納入中央政府的管理體系之內，為日后的郡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此，有學者認為，土司制度體現了古代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管理智慧。這次世界遺產委員會也認定，土司遺址反映了古代中國在西南群山密布的多民族聚居地區推行管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制度，這與其他國家在邊遠地區的政權體現為當地民族的強盛是完全不同的。

　　土司制度推行了600多年，土司的殘余一直保存至民國時期。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土司制度對我國西南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些習俗至今猶存。“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等邊疆民族治理思想對今天也提供了歷史的借鑒。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當我們以歷史的、科學的態度重新審視土司制度的時候，可以看到土司制度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一是土司制度創建了一種區域社會管理的新模式，也就是說，在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下，地方治理可以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溝通了內地與邊疆的聯系，對于當時多民族國家統一和穩定、社會生產力持續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二是體現了文化的包容性。土司制度是在保留各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建立的，當地民族的宗教信仰、傳統文化、生活習俗繼續保留發展，形成了促進該地區社會穩定以及民族和諧共處的長效機制，從而促進了多民族文化的共處與包容，保護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傳承。如清代在四川等地新設的土司，不要求那里的少數民族剃發。三是使當地的女性地位得以提高。由于土司是世襲的，因此，元明清三朝都制定了土司承襲制度。承襲制度規定，土司承襲人依次是嫡長子、孫，子、孫，妻、女。也就是說，土司沒有子、孫者，在他死后，妻或女可以擔任土司，這就從制度上為女性登上政治舞臺提供了法律依據。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大批有作為的女土司，如流傳甚廣、膾炙人口的奢香夫人、瓦氏夫人、秦良玉等。四是客觀上對土司地區的生態環境起了保護作用。中央政府設立土司是要求得地方的穩定，因此不允許內地人民隨意進入土司地區砍伐林木、開墾荒地、開采礦產。清代文獻中最早出現的“漢奸”一詞，即指進入土司地區的違法漢人。康熙時還有一個諭旨提醒地方官，如進入土司地區砍伐林木，要得到土司的認可。云南景東縣至今還保留著一塊保護森林的石碑，上面提到為保護林木，專門設立了“林官”。土司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較好，與推行土司制度也是有關的。

　　當然，土司制度有其弊端。這就是土司制度帶有一定的割據性，當土司勢力膨脹，會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造成地方的混亂，威脅中央。因此，這個時候，明清中央政府就采取“改土歸流”的方針，即廢除個別土司，改為流官統治的府州縣。如播州宣慰司廢除后，改設遵義，平越二府。另外土司制度也是一種剝削制度，土司對土民的剝削、壓榨相當殘酷，土民殺土司的現象時常會發生。在民間傳說中，廣西流傳的劉三姐就是對忻城莫氏土司的批判與嘲諷。

　　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創建和推行過程中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包含了諸多方面的內容，既有制度層面的，也有意識形態、生活習俗等方面的。土司文化離不開土司制度，它屬于土司地區少數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又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民族文化。土司文化一個突出特點是邊疆民族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這是由于建立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與土司的雙方認同。中央政府要給土司頒發委任狀（當時稱敕書或號紙）及官印（由禮部統一鑄造），允許他管理自己的轄地，而土司也承認中央政府的地位，定期朝貢，交納賦稅，隨時聽征調。如明代廣西土司瓦氏夫人以60歲的高齡率領6000土兵，奉朝廷命令赴浙江前線抗倭，與明軍共同取得王江涇戰役的大捷。明代時，云南景東土府曾向朝廷進貢大象，這些貢象到京城后先安置在南城，今天的北京有一個地名叫象來街，就是這一歷史的記載。今天的景東人可能有的沒有到過北京，但是他們都知道北京有一個地名叫做象來街。前年，我到景東去考察，遇到一個女副縣長，是全國人大代表。她告訴我，景東人對象來街很有感情，她去北京參加全國人大代表會，報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象來街，其感情之真摯令人敬佩，也使我感受到土司文化的深遠影響。此外，土司文化又是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文化結合的產物，反映了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特點。比如這次申遺成功的3個土司遺址，從土司城的布局及建筑特點看，既保留了當地民族建筑的傳統特色，又有漢族地區傳統官僚體制的特點，如唐崖土司遺址的牌坊，就是因為唐崖土司為朝廷征戰有功，受朝廷賞賜而建的。明清兩朝政府在土司地區創辦地方學校，推行科舉考試。使當地少數民族不斷接受漢文化，土司地區對國家的文化認同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在云南、貴州、廣西等原土司地區，至今仍保留著許多學宮、書院及科舉考試的考場，并且成為著名的旅游景點。如云南景東的開南書院、建水的學政考棚、麗江的雪山書院等。教育科舉不僅吸引了當地的少數民族，也吸引了土司。由于土司是世襲的，因此土司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當然土司子弟是可以的。清朝雍正十三年，貴州亮寨長官司長官（正七品）龍紹儉提出要參加鄉試，他認為當土司是“上進無階”，如同山鷹被折斷翅膀，不能同漢人一樣展翅高飛，因此向貴州學政晏斯盛提出，寧愿不做土司，也要參加科舉考試。晏斯盛將此事奏報后，禮部依據慣例未批準，而雍正皇帝卻批示“土司向化，有志觀光”，允許土司參加鄉試，如果中舉，可進京參加會試，土司一職選其子弟承襲。龍紹儉最終未能中舉，但乾隆以后，土司申請參加科舉的越來越多。

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

　　土司文化遺產需要深入研究、加強保護、合理利用

　　申遺成功使土司遺址獲得了極大的關注，有人認為土司是個神秘的王國，其實并不神秘，說神秘，只是以往對土司地區的文字記載較少，而且一些記載并未讓人們發現。由于歷史上土司地區與內地的交流越來越廣泛，有關土司地區經濟、文化、生活的記載還是相當豐富的。如《徐霞客游記》中有幾處對土司地區的描述，記載最詳的當屬云南麗江土府，當時木氏土司還邀請徐霞客教授自己的子弟學習漢文化，交流詩詞。在地方文獻中也有許多對土司的描述，如《滇黔土司婚禮記》，作者陳鼎清初時深入過土司地區。甚至在外國傳教士的記載中也有對土司的記載，而且寫得很詳細。而作為土司制度的活化石，土司遺址更是全面反映了土司文化的歷史風貌。

　　此次永順老司城遺址、唐崖土司城址、海龍屯3處土司遺址聯合申遺，各有特點。其中，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是永順宣慰司的城址，體現了一個完整土司城的建制。通過考古發掘，可以看到宮殿、學宮、墓地、街道等遺跡，比如通過發掘出來的柱基，可以想見當年土司衙署的壯觀景象，而鵝卵石的街道痕跡也可反映出當時土司城民宅街道狀況；唐崖土司城址相對較小，但地面建筑保存較好，有標志性的功德牌坊，是明朝天啟年間，土司覃鼎奉調出征，功勛卓著而得到朝廷賞賜，正面寫著“荊南雄鎮”，背面寫著“楚蜀屏翰”。此外，有衙署、牢房、書院、靶場等設施；海龍屯是播州土司的軍事城堡。播州宣慰司衙署在現貴州遵義市內（已不存在），為加強軍事力量，楊氏土司在距離遵義約20公里的海龍屯修建軍事城堡。海龍屯群山環繞，易守難攻，明朝萬歷年間的平播之役就是攻打的這里，這里也成為土司軍事管理制度的珍貴見證。之所以聯合申遺，是因為3處遺址組合在一起提供了珍貴的歷史信息，能全面反映土司制度的面貌。并且它們是土司鼎盛時期的歷史見證，播州土司滅亡于明萬歷年間，永順、唐崖土司廢于清雍正年間，所以說這些遺址是土司制度的活化石。土司遺址與長城，故宮、布達拉宮、大運河等不同，它是中國文化遺產中獨特的一種類型，土司文化遺產與其他各項文化遺產共同構成了燦爛的中華文明。

　　目前國內還有許多土司遺址，應該說不少于100處。正式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土司遺址有16處，列入省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32處，還有一些是未列入國家級或省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如重慶石柱縣的秦良玉墓及秦良玉的屯兵寨。本次申遺的3個土司遺址都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列入國家級的還有廣西忻城莫氏土司衙署，云南梁河縣南甸宣撫司衙署、湖北鶴峰縣的容美土司衙署等。中國目前保存了眾多的土司遺址，也使土司遺址的第二期申遺成為可能與期待。如果說第一批土司遺址反映了土司鼎盛時期的狀況，那么第二批土司遺址的申遺或許會關注到土司制度后期的狀況。

　　土司遺址申遺成功對土司遺址保護提出了新的目標和要求，這就是合理利用土司遺址的價值，把保護放在第一位。毫無疑問，世界上任何一個文化遺產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其旅游價值都會大幅度提升，但是我們的著眼點絕不能停留于此，而應該把土司遺址的保護作為重中之重，利用應該是在保護基礎上的合理利用。

　　在利用土司遺址方面，要注意在遺址地區營造土司文化的氛圍，突出當地的民族文化特色。比如可以設計logo，在縣城范圍內用生動的形式展現，使游客一進入就能對土司文化感興趣。又如發展土司家宴、土司家酒等。當年徐霞客到云南麗江土府，木氏土司招待他，酒席上各種冷熱食品“凡八十品”。在湖南永順縣境內，發現有100多塊土司時期的碑刻，像這樣反映土司文化的文物可以集中起來，規范展示，有助于人們深入地了解土司文化。我們相信，地方政府會充分重視對土司遺址的保護和利用問題，在保護和利用上達到完美的結合。此外，我們認為，要使土司遺址真正到達保護和利用雙贏的結果，必須充分調動當地人民對土司遺址的重視和積極性，只有當地民眾積極投入到這項工作之中，并把它作為自己的責任，土司遺址保護和利用才會事半功倍。

　　近年來，土司遺址考古發掘不斷進行，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和海龍屯遺址都被列入了當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考古學界提出要重視土司考古。同時，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的研究無論在學術層面還是在文化建設層面，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伴隨著土司申遺的展開，土司學術研究更為廣泛深入，而土司申遺的成功，則對土司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土司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新的挑戰。這就是，我們的研究必須深入，從學術上來講，要體現科學性和歷史性，尊重歷史、尊重科學；同時研究又必須考慮為現實服務，為土司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為民族地區社會發展提供支持，這是歷史賦予土司研究者的責任。申遺以后，土司學術研究已經上升到新的層次，不是書齋式的，其社會意義大幅度提升。我們在研究中要避免土司研究的泛化，避免對土司的美化，尊重歷史，把土司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