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昨日（8月2日）新聞顯示，國務院辦公廳剛剛印發了《關于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的意見》，提出了拓展大病醫保的路線圖——

　　“2015年底前，大病保險覆蓋所有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參保人群，大病患者看病就醫負擔有效減輕；到2017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大病保險制度，與醫療救助等制度緊密銜接，共同發揮托底保障功能。”

　　其實，這算是個意料之中的好消息。不僅因為此前國務院醫改辦已經多次透漏出了改革動向，也因為大病保險全覆蓋已成為醫保發展的急迫訴求。如果同時考慮近些年來惡性重大疾病的發病率，和城鄉居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比率，這種全覆蓋雖已是緊鑼密鼓試點后的結果，但來得已不算早。

　　也有更多的問題待解。最令人關注的是，各地報銷比例差距的問題仍然會延續到全覆蓋之后。雖然《意見》指出，大病醫保原則上實行市級統籌，鼓勵省級統籌或全省統一政策，但仍然沒有改變報銷比率與地方人均GDP緊密的掛鉤。富裕的地方報銷比例高，而貧困地區卻最容易出現因病致貧現象，這種矛盾必然會削弱大病醫保“托底式公平”的價值追求。

　　另外，大病醫保雖為“大病”而設，但社會經驗卻顯示，單靠大病醫保不能治大病。對一個普通中國家庭而言，“大病”一般會成為最大的經濟事件、家庭危機、社會挫折和情感創傷，經濟成本固然很大、經濟以外的成本也不可計數。所以，大病醫保的覆蓋，也意味著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疾病應急救助、商業健康保險及慈善救助等制度間的互補聯動、一站式即時結算服務，也意味著醫院和醫療監管部門對醫療費用的合理管控。因為，若要一個家庭彌補這些保障之間的縫隙，或問責不合理醫療費用，其成本要數倍于大病治療本身。

　　如果超越“托底保障”的討論層次，從更大的視野來看，“單靠‘大病醫保’不能治大病”還意味著，應在整個醫療鏈條上，將疾病治療重心前移。

　　上個世紀的最后幾十年，無論是歐美還是日韓，都忙著治療重癥晚期病人，忙著支架、忙著透析、忙著移植、忙著放化療。這種情況到了世紀之交開始被醫學界反省。心血管界、腫瘤界、腎病界都開始認識到，將醫療重心放在治療疾病后期、依賴各種昂貴的儀器設備和藥物，不但病人、家庭和社會要付出極大的代價，而且治療“性價比”非常低。進入新世紀，國際醫學界普遍提出，必須要把疾病尤其是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診斷治療前移，移到早期、移到高危人群。

　　在中國，已經有臨床醫學家提出了這個問題，并通過規模巨大的數據調查和定性定量分析，得出了高血壓、心臟病、慢性腎臟病的高危人群數量、分布情況甚至治療現狀，但此類調查本身短期內仍難催動醫療力量的相應調整，仍難以對偏重“重癥晚期”的治療趨勢構成反撥。充實基層醫療預防保健的力量，遏制醫療界追求門診量和重癥晚期治療收益的慣性，和大病醫保的全覆蓋同樣迫在眉睫。

　　也就是說，真要靠大病醫保治大病，反而不能把所有重量都壓在這最后一條緊繃的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