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河北，則流行著“三金一響”。所謂的“三金”并不是以前所指的金戒指、金耳環、金項鏈，而是三斤百元大鈔，三斤百元人民幣稱重約15萬元。“一響”以前指的是摩托車，現在所指的則是小轎車。

　　對于大多數并不富裕的農村家庭而言，這么高額的禮金無疑是一筆天文數字。而高額彩禮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農村的攀比心態。在一些農村父母眼中，彩禮就是女兒的“身價”，彩禮要的少了，會顯得女兒“不值錢”，父母會很沒面子。“農村就是這么一個很小的生活圈子，村子里哪家哪戶發生的大小事情很快就傳開了。你家姑娘彩禮收的少了，跟別人聊天的時候也不好意思開口。”王同海說。

　　另一方面，面對農村日益增長的離婚率，很多女方父母會把彩禮作為女兒的婚姻保障。“在我們村和我同歲的人有20多個，離過婚的已經有四五個了，有的甚至都已經三婚了。有個同學剛結婚兩星期就離了，彩禮錢也要不回來，最后去法院打了官司。”王同海說。

　　王同海告訴記者，農村的高離婚率跟“閃婚”式的婚戀方式有關系：“農村人結婚都是通過相親，如果雙方都愿意的話，從認識到結婚一般也就一兩個月的時間，這在城市里算是‘閃婚’了，但是在我們那里卻很平常。我一個表哥，和他對象相親后兩星期就結婚了。”由于雙方在結婚前并沒有經過較長時間的了解和磨合，所以婚后產生矛盾的幾率也就比較大。與此同時，較為保守的傳統婚姻觀在農村已經悄然瓦解，離婚在農村已經不再是什么羞于啟齒的話題。

　　從女方父母的角度來考慮，離婚不僅會對女兒的身心造成傷害，而且會使“身價”嚴重貶值。所以他們會在一定程度上把彩禮作為女兒的婚姻保障。而面對損失高額彩禮的風險，男方面對婚姻的態度會更為謹慎。“要是離婚的話，10多萬的彩禮就打水漂了。如果再婚的話，還得搭上10萬的彩禮，加起來就是20萬。所以結完婚后，男方家庭都是挺害怕離婚的，在一些問題上會對女方采取忍讓的態度。對于女方父母來說，多要些彩禮，即使離婚了，女兒也不至于人財兩空。”王同海說。

　　深層根源：失衡的男女比例

　　不言而喻，農村男性“結婚難”背后的深層原因，是近20年來，農村不斷失衡的男女比例。由于男孩偏好和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中國的出生性別比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偏離正常范圍。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推算，到2020年，中國處于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3000萬以上。

　　相較于城鎮，農村地區的出生性別比失衡更為嚴重。這一情況導致的后果，是如今在農村地區處于適婚年齡的男性數量遠遠多于女性。方立林告訴記者，“其實回想起來，現在結婚難的苦果在20年前就種下了，當時我們一個班30多個人，只有10個女生。”上世紀90年代初，在當時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下，很多農民通過B超檢測出女孩后就直接流產了。“彩禮之所以這么高，也是‘行情’決定的。女的少男的多，女方要彩禮也有底氣。你不愿意出這么高的彩禮，但是愿意出的人多的是。”方立林說。

　　河南師范大學教師侯俊芳認為，造成農村“結婚難”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經濟因素來看，農民收入渠道多元化，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為結婚消費高漲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基礎；從社會因素來看，伴隨著我國城鎮化、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流入城市，導致農村大量女青年流失，男女比例失調，農村男青年面臨著嚴峻的擇偶困境，不得不支付高額彩禮以取得婚姻成功；從心理因素來看，從眾心理、‘面子’觀念與盲目攀比心理等因素交織在一起，舉辦婚禮更加氣派，花費隨之高漲；從文化因素來看，消費主義和都市文化已滲透到農村居民的生活中，潛移默化地改變了農村居民的消費觀念，更多的農村青年不再滿足農村生活現狀，對現代化的城市生活充滿了向往和追求，在結婚消費上紛紛效仿城市人。”

　　“結婚難”現象的出現，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贍養與養老、強奸與拐賣婦女、暴力與犯罪等。據媒體報道，近些年來，河北等地出現了集體團購“越南”新娘的現象，許多農民因此而受騙。一些貧困地區的家庭為了能夠娶到老婆，甚至花錢購買被拐賣的婦女，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除此之外，個別地方甚至還出現了近親結婚的倫理慘劇。

　　除了這些負面影響外，記者也了解到一些可喜的變化，那就是“結婚難”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農村傳統的“男尊女卑”的觀念，近年來出生的男女性別比例差距正在縮小。方立林告訴記者：“現在農村對于生男還是生女已經沒有那么在乎了。對現在的一些父母來說，生男孩反而是一種負擔，尤其有兩個男孩的家庭，父母就太發愁了。”農村性別觀念的改變逐步推動了男女性別比例的變化。全國計生委統計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下降到115.88，較2013年下降了1.72個點，實現自2009年以來的“六連降”。

　　“我們村這幾年的新生兒中，女孩的數量比我們那個時候上升了不少。等他們這一代人長大后，可能就不會面臨我們這樣的‘結婚難’問題了。”方立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