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智慧

　　舟曲發生特大泥石流災害，最終超過1400人遇難。李孝聰發現，老城一點事都沒有，被摧毀的是新城，是房地產開發的地方

　　李孝聰素來重視田野調查，1984年至今，行走于歷史與現實之間，已三十余載。學生眼中的李孝聰精力充沛，“如果他帶隊，很可怕，白天幾乎沒什么休息。”

　　2009年10月，北京大學歷史地理考察隊路過甘肅舟曲縣城。舟曲原來叫西固城，是明朝的一座軍事城堡，縣城東側有三眼溝、羅家峪溝等。李孝聰和考察隊驅車，從東向西穿過三眼溝進入縣城，他們考察了舟曲老城的選址。當時發現，“三眼溝口因堆積許多碎石和卵石，道路已經崎嶇不平，顯然屬于沖積扇緣的堆積物，而且是常態多發性”；暴雨降臨，碎石就會被沖刷下來。

　　次年8月7日夜，舟曲因突降暴雨，發生了特大泥石流災害，最終超過1400人遇難。8月14日，國務院宣布8月15日為“全國哀悼日”。

　　北京大學歷史地理考察隊當時考察的地點正是發生泥石流的地方。李孝聰立即閱讀報道，查看衛星影像，結果發現，“舟曲老城一點事都沒有，被摧毀的是新城，是房地產開發的地方”。

　　2013年，在上海師范大學演講時，李孝聰再次以舟曲為例。“舟曲縣也想進行城市化，卻沒有辦法向山這個方向發展，因此只能跨過三眼溝向東發展。在溝上面蓋了許多房子，把小學也建在這兒了，而這次泥石流遭難的恰恰就是三眼溝。”

　　“你說這個問題在哪？古人為什么把城市建在高地，而不是沖積扇上？人家知道這兒要出事。你現在為了商業開發，都忘記了祖宗的經驗教訓。”面對記者，李孝聰搖搖頭。

　　陜西安康城的往事，同樣令人深思。安康在漢江南岸，幾乎每年夏天都會暴發洪水。為了保持水陸碼頭的商業功能，又避免遭災，古代的官員在地勢較高處建造了一座新城，目的是洪水來襲時，人們有一個可以棲身的安全地帶。同時，還在舊城外修了兩道堤，既能阻擋洪水，又為迅速撤往新城提供便利。

　　1958年，“大躍進”煉鋼鐵，安康人在堤壩上干得熱火朝天。上世紀60年代，官員認為這兩道堤不起擋水作用，“把救命堤給推平了”。1983年暴發大洪水時，沒有了逃生的道路，很多人因此喪生。

　　“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實際上這些城市有一些附屬的建筑物是當時古人總結的減災和防災經驗。今天我們雖然已經有了地圖，但是地圖上往往沒有注明建筑用途，如果你研究歷史，就能通過文獻上的記載在地圖上找到這兩道堤，并且能發現這兩道堤的功能，由此為城市發展或者城市化提出建議。這樣或許就能彌補一些傷害和損失。”李孝聰說。

　　學者榮新江、成一農撰寫的文章認為，李孝聰的預測“對當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如何減災防災很有價值”。成一農說：“在城市開發時，除了商業評估，起碼還要咨詢一下歷史地理、地質方面的研究者。”

　　研究城市選址時，李孝聰會找來現在的開發圖，與歷史地圖相比較。他強調要抓住“選址”、“職能”、“形態”三個方面，真正研究清楚，進而提出減災防災的有效手段，這樣才能讓城市避免重大損失，減少人員傷亡，經濟得到穩定發展。“如果不考慮這些的話，早晚要出事”。

　　“歷史文化名城”博弈

　　上世紀90年代末，在北京站附近，某個工程施工時發現一段殘破的城墻，文物局認為應該保護，卻沒有老磚。市民自發拆掉家里的老磚，用平板車、自行車送過來。“現在有這個現象嗎？你去動員都動員不出來。”李孝聰說，人們有感情的是帶著歷史記憶和痕跡的城市，把這些痕跡全拆掉了，還有人熱愛嗎？

　　2002年，李孝聰與鄭孝燮、羅哲文、謝凝高等11位學者，共同發出《倡議書》，呼吁保護歷史文化名城。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是侯仁之、鄭孝燮、單士元等提議建立的一種文物保護機制。1982年，國務院公布了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名單，包括北京、杭州、開封、蘇州、遵義、延安等在內的24座城市。四年后，又公布了第二批名單，38座城市入選。除了提高城市知名度，還能獲得政府撥款，那時，各地“都想掛這個牌子”。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很多城市打報告，想摘掉“牌子”——“歷史文化名城”的稱號被認為限制了城市發展。“因為你這也要保護，那也要保護，他們怎么交給房地產商？這就回到了我們最開始說到的話題。”

　　對于這種情況，李孝聰很是氣憤。他認為，城市的發展完全按照商業邏輯來展開，“一切向錢看”，不顧忌城市原有的歷史和社會文化價值。長而久之，人們對這座城市的愛會慢慢減少，以至于無。

　　上世紀90年代末，在北京站附近，某個公司施工時發現了一段城墻，殘破不堪，但仍然留存。文物局工作人員看了，認為需要保護，卻沒有老磚——不能使用現代磚塊。市民得知這一消息后，自發拆掉家里的老磚，用平板車、自行車送過來。“現在有這個現象嗎？你去動員都動員不出來。”李孝聰說，人們有感情的是帶著歷史記憶和痕跡的城市，把這些痕跡全拆掉了，還有人熱愛嗎？

　　最近十來年，因為政府的推動，“歷史文化名城”再次受到青睞。2005年，《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則規范》施行，確定了保護措施、內容和重點。2008年7月，又頒布了《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截至去年8月，全國共有125座城市冠名“歷史文化名城”。

　　在《倡議書》中，學者們希望有識之士“積極資助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事業”。李孝聰如今仍然認為，國家應加大投入，同時城市發展不應被商業主導，二者不能彼此矛盾。然而，現實的狀況，每每令他陷入憂慮。采訪結束后的第二天，媒體曝光新疆卡山自然保護區因礦產開發等經濟活動6次“被瘦身”，總面積削減了近三分之一，甚至負責監督管理保護區的行政部門，“都站在開發商的立場上說話”。

　　李孝聰寫文章，發表觀點，都無法傳達給開發商與地方政府——這是一種看破癥結但很多時候無能為力的憂慮。唯一的安慰在課堂，傳道授業為這一切提供了出口。

　　“好多外國人跟我說起這個憂慮。我的回答是：我把知識教給我的學生，這批學生里，可能有人將來當建設部部長，當城市規劃局局長，學了我的東西，他們就懂……除非忘記了。”李孝聰說。即使已退休，他把自己的知識與力量，包括對城市建設的批評、對社會現實的反省，都傳遞給學生。他寄希望于這些年輕人。在李孝聰的學生眼中，這是“北大傳統”，李孝聰則視之為一個老師應有的“本分”。

　　“你的力量在這兒？”記者問。

　　“我只能是這樣。”李孝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