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壯飛

　　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后，為了和國民黨白色恐怖作斗爭，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中央軍委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中央特委，下設特科。

　　特科的任務是保衛中共領導機關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敵人的動向，向革命根據地通報敵情，以及營救被捕同志和懲辦叛徒。同時，決定派一些忠實的同志，到國民黨內部做情報工作。中央特科認真分析了錢壯飛的情況，決定讓錢壯飛和李克農、胡北風利用這個機會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并決定成立一個黨小組，由李克農任組長，組員有錢壯飛和胡北風。直屬中央特科領導，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由黨小組討論決定，分頭執行。

　　深入虎穴

　　1928年下半年，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招收學員，錢壯飛被錄取，擔任畫廣告畫、招攬生意等行政業務工作。國際無線電管理處是國民黨建設委員會官辦的一個對外營業機構，專替外國人收發國際來往電報。它雖然不是國民黨的秘密特務機構，但卻是隱蔽黨員骨干、掌握無線電收發報技術和有關情報的很有用的地方。根據黨的指示，錢壯飛要在這個機構長期埋伏，開展秘密戰線的斗爭。

　　國民黨反動派CC系的頭子陳立夫為擴大自己的勢力，把手伸向國際無線電管理處，并把親信徐恩曾安插進去當處長。徐恩曾根本不懂行政管理業務，他發現錢壯飛這個湖州同鄉辦事得力，又善于交際應酬，就提拔錢壯飛為機要秘書，由錢壯飛負責業務管理。

　　1929年春，國民黨中常委、建設委員會主任陳立夫，派徐恩曾在杭州籌辦西湖博覽會，徐恩曾把錢壯飛帶到杭州，并把籌辦西湖博覽會的事交給了錢壯飛。在舉辦規模盛大的西湖博覽會期間，錢壯飛協助進行博覽會的設計和會務工作，顯示出卓越的才干和組織能力。博覽會結束后，錢壯飛把裝滿各地廠商所送的“展品”連同清冊交給徐恩曾。從此，徐恩曾對錢壯飛更加信任。

　　不久，錢壯飛“接受”徐恩曾的任務，為他籌建特務情報網。錢壯飛借此機會，把女兒錢椒、女婿劉杞夫、兒子錢江介紹到徐恩曾的身邊“工作”，把妻子張振華留在上海作聯絡員。錢壯飛每周六晚上，回上海和家人團聚，并以此為掩護，與李克農見面。

　　讓特務頭子言聽計從

　　錢壯飛根據中共特科的指示，為國民黨“中央調查科”在南京、天津等地建立一些以通訊社名義為掩護的半公開情報機關，一為“長江通訊社”，設在南京“正元寶業社”隔壁中央飯店四樓；一為“民智通訊社”，兩社都由錢壯飛負責。不久，錢壯飛將胡北風和妻弟張家朧派往天津日本租界建立“長城通訊社”，讓胡北風任社長，張家朧任記者，而錢、李、胡三人定期在南京中央飯店“長城通訊社”交換情報，由李克農為負責人。所有獲得的情報，均由李克農通過陳賡轉報周恩來。

　　當時，國民黨急需搜集東北地區的軍事情報，而盤踞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制定了嚴密的防止國民黨滲透措施，國民黨派出的情報人員多是有去無回。徐恩曾見狀，決定派“得力干將”錢壯飛親自走一趟。1930年4月，錢壯飛與陳賡、胡底組成三人小組，帶著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前往東北。他們在東北中共組織的協助下，巡視中共特科部屬在東北、華北地區的工作，并在東北建立一套表面從屬于國民黨、實際上向共產黨提供情報的地下組織。

　　“完成任務”后，錢壯飛還向國民黨“中央調查科”寫了4萬多字的“調查報告”，徐恩曾看后非常滿意，驚呼這是“國民黨情報組織有史以來對東北情況最大的收獲”，迅速向上級匯報，又特別嘉獎錢壯飛。

　　此后，徐恩曾對錢壯飛更加信任。徐恩曾去上海吃喝玩樂的時候，事務都委托錢壯飛辦理，徐恩曾所收機密文件、電報以及各地發來情報，屬于一般性者以及科內日常事務，也交給錢壯飛先代為處理。凡是由徐恩曾親自處理之機要文電，也都由錢壯飛過目；凡應由徐恩曾親批的電文和各種情報資料，須由錢壯飛事先審閱簽擬處理意見后，再送呈徐恩曾簽批。但徐恩曾與政府高級官員互相通報的密碼本則隨身保管。

　　錢壯飛為了獲得這個密碼本，就“規勸”徐恩增：外出不宜攜帶密碼本，以免丟失。徐恩增聽后覺得有理，外出時就將密碼本親自藏在辦公室機要保險柜內。錢壯飛遂利用機會打開保險柜，拍攝密碼本的照片，并迅速交給李克農。1930年12月9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江西“剿共”會議，對江西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其軍事部署情報，就是事先由錢壯飛對照密碼本譯好，然后裝在“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大信封里，派女婿劉杞夫連夜趕赴上海送李克農并迅速轉送中共中央的。結果，國民政府尚未采取軍事取行動時，遠在江西的紅軍早已布下天羅地網。

　　1931年4月1日，國民黨軍對紅軍發動第二次“圍剿”時，錢壯飛得到敵人軍事部署情報后，也同樣通

　　過劉杞夫將情報轉交李克農。

　　“全家上陣”

　　1931年4月25日，徐恩曾照例到上海，而錢壯飛正在“正元寶業社”值夜班，晚上10點，忽然接到武漢發來之五封給陳立夫、徐恩曾的特急絕密親譯電報。錢壯飛照例將電文快速譯出，看后不禁大吃一驚，第一封緊急電是“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特務活動的黎明在漢口被捕”。后面幾道電文的大意分別是：黎明已投降國民黨，說有消滅中共中央的重大計劃。欲赴寧面呈蔣介石；黎明要求乘飛機到南京；何應欽電請陳部長，速報蔣介石，調軍艦一艘即赴漢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南京；調查科駐武漢特派員蔡孟堅將于明日飛抵南京，向蔣介石匯報。

　　黎明即顧順章。錢壯飛見事態緊急，當即查閱列車時刻表，發現當晚11點還有一趟寧滬特快列車，如乘這趟年，4月26日6時53分就可抵達上海。

　　錢壯飛馬上回到家中，讓劉杞夫迅速趕往上海，要他務必在4月27日前給“舅舅”（李克農）傳達“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轉院”的口信，并叮囑他“千萬要鎮靜，一定要把口信送到”。

　　劉杞夫抵達上海后，沒有找到李克農。由于必須趕回南京，他只得直奔岳母張振華處。張振華聽了女婿所說情況，立即決定要劉杞夫返回南京，由她去找李克農。

　　經幾番周折，張振華終于找到了李克農。李克農見情況緊急，違反必須垂直單線聯系的工作紀律，找到江蘇省委書記陳云。在陳云的幫助下，又很快找到了聶榮臻。

　　聶榮臻得到情報后，急忙匯報給周恩來，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緊急應變措施。后來據偵察員報告：電臺原址被抄了，周恩來原來的住處也被敵人搜查。

　　劉杞夫趕回南京后，錢壯飛告訴女兒女婿，為了不露出破綻，明天要照常上班，穩住徐恩曾。

　　“來電說咱們這里有共產黨！”

　　其時，顧順章為了不失面子，告訴特派員蔡孟堅：自己不是投降，而是“合作”，而且他還要面見國民黨軍政大員后才可和盤托出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情報，還端架子說：“在我到達南京以前，千萬不要把我被捕的事向南京發電報。”蔡孟堅于是又緊急發了一封電報：“切勿讓鈞座以外人知道，否則將共黨中央一網打盡的計劃會落空。”這封電報也落入錢壯飛之手。

　　錢壯飛接到電報后，立即到附近中央飯店四樓的“長江通訊社”通知打入敵人內部的同志迅速轉移，但該負責人還沒有來上班，他就用小刀在此人辦公桌上的一幅地圖上刻了一個“十”字，暗示他趕快通知有關人員逃走。隨后，他來到通訊社的發報室，讓報務員給天津“長城通訊社”的胡北風發了一封明碼電報：“潮病重速返。”“潮”即錢潮，是錢壯飛曾經用過的名字。

　　一切完成后，錢壯飛又親自駕車前往下關，接徐恩曾早上7時20分自上海到南京的火車，再送他到“正元實業社”上班。

　　到辦公室后，錢壯飛告訴徐恩曾武漢有急電，并當著徐恩增的面譯出。錢壯飛譯完后，對徐恩增說：“來電說咱們這里有共產黨！”由于當時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激烈，徐恩增根本不信，認為這是其他派系故意栽贓。

　　這時候，陳立夫打來電話，要徐恩曾趕去國民黨中央黨部。借此機會，錢壯飛迅速撤離，乘上午10點的火車奔赴上海。當國民黨特務發覺“真相”，在上海北火車站堵截錢壯飛時，他早已在上海郊區真如站下車，繞道進入市區了。在當天下午2時，錢壯飛見到了李克農，兩人一起“搬家”。

　　留給敵人一封信

　　4月27日，顧順章乘船到達南京，和蔡孟堅驅車前往“正元實業社”。剛到門口，顧順章急于表現，就立即送了蔡孟堅一個“大見面禮”說：共產黨有人打進這里了。蔡孟堅趕緊問是誰。顧順章說是徐恩曾的秘書。蔡孟堅一聽氣得大叫：“你在武漢時擺什么臭架子？如果你早告訴我，我哪會電報通知錢壯飛你的消息？而且我也會采取防范措施，現在人跑了，搞成如此局面都怪你!”

　　這時候，徐恩曾才開始抓捕錢壯飛，但只抓住了前來上班的錢椒和劉杞夫。不過，徐恩曾卻發現了錢壯飛一封留給他的信，上面寫著：“可均先生大鑒：行色匆匆，未及面辭，尚祈見諒。政見之爭，希勿罹及子女。不然，先生之穢行，一旦披露報端，悔之晚矣！”

　　徐恩曾的穢行不僅是私生活糜爛，還大量貪污公款，并投機倒把，且積極參加國民黨內部的傾軋，得罪了一批“高層人士”。他發現如果要是錢壯飛把他的丑行公開，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就此終結。徐恩曾只好請示其后臺陳立夫。陳立夫考慮到如果過于深究，說不定還會連累到自己，于是也就默許了徐恩曾釋放錢椒、劉杞夫。

　　紅軍第三次反“圍剿”時，其時錢壯飛因顧順章叛變已撤退，但徐恩曾害怕被追究向共產黨泄露密電碼一事，繼續向蔣介石隱瞞了錢壯飛是共產黨隱蔽戰線成員這一情況。結果，國民黨當局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更改密碼，直到紅軍長征時，還能繼續通過對敵無線電偵聽了解敵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