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因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而遭失敗，主力紅軍被迫戰略轉移———長征。主力紅軍一走，正值“廣泛發展著”的蘇區戲劇運動進入了嚴峻時刻。

當時，中央蘇區工農劇社的領導和骨干李伯釗、錢壯飛、胡底、危拱之等陸續隨主力紅軍走了，蘇維埃劇團（即原著名的藍衫社）就很難正常演出了。

為適應這急劇變化的形勢，瞿秋白靈活且果斷地將留下來的劇社人員按部隊形式編成：石聯星與王普青率領的火星劇團、施月娥與劉月華率領的紅旗劇團、趙品山與宋發明率領的戰號劇團，每個劇團20余人。這三個劇團直屬工農劇社領導，社長為趙品山，同時，中央蘇區藝術局也由趙品山負責。

各劇團在這異常艱苦的局勢下，隨留下的部隊分赴劃定的區域演出或幫助地方開展戲劇活動。此時，各劇團皆已軍事化，劇團人員行動除攜帶戲箱外，還配帶上步槍、梭鏢、大刀、手榴彈等武器，遇到敵人即可戰斗。分開出發前，瞿秋白向三個劇團提出了要求和任務，并約定每兩個月匯合一次。

1935年元宵節，在蘇區的中共中央局、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所在地的于都黃麟鄉井塘村，三個劇團舉行了第一次匯合演出。

三個劇團的匯合演出

演出前夕，這茂密的森林似乎是大自然賜予的極佳排練場地，處處是英姿勃勃的又唱又跳的劇團演員，處處圍有興趣盎然的觀看排練的蘇區群眾。演員們用紅紙泡染的水當胭脂，用黑炭當眉筆。雖還是數九寒天，風雨交加，臉手凍得通紅，可興奮的演員們，個個心中像燃著一團火，熱火朝天地趕排。會演時，蘇區中央黨政軍領導項英、陳毅、瞿秋白、何叔衡、劉伯堅、毛澤覃、陳潭秋和賀昌等都出席觀看了演出。

匯演節目有話劇《犧牲》《女英雄》《李寶蓮》《非人生活》《我們的隊伍來了》《游擊》《堡壘中的士兵》《追擊》《你教我打槍》《摸哨》《搶糧》《埋伏》《不要臉》等；舞劇《搜山》《突火陣》《繳槍》《沖鋒》《臺灣人民反抗殖民主義者》等；大鼓詞《王大嫂》。還有臺上臺下對歌、斗歌，那江西山歌、福建山歌，很是豐富多彩、紅火非凡。

當時盡管冷雨不停，觀眾有的穿蓑衣、披油布、頂斗笠、戴草帽，也有的打著傘，始終堅持觀看。尤其是臺上臺下對唱“想念紅軍”及呼喊“保衛蘇維埃”口號時，群情激奮、熱氣騰騰，氣氛推向了高潮。演出后，瞿秋白將這次匯演的《犧牲》《非人生活》《李寶蓮》《游擊》《不要臉》等優秀劇編成《號炮集》，并親自作序，油印出版，分發到各戰區有關部門。

在國民黨大軍壓境、重重包圍的危難時日，劇團演員和蘇區人民傾心革命文藝，竟如此欣喜若狂，匯演持續到半夜還未散場。直至20世紀60年代，趙品山還揮筆賦詩：“三十年來誰記得，于都情景宛如新。”以表達其無限感慨地懷念之情。那次會演評比：火星劇團第一，紅旗劇團第二，戰號劇團第三。

同年春，三個劇團又先后在于都井塘村和禾豐墟舉行了匯合演出。演出劇目有《搜山》《突火陣》《繳槍》《沖鋒》和《臺灣人民反抗殖民主義者》等。這是工農劇社最后一次活動，也是最悲壯的最后一幕。此后，中央蘇區相繼被國民黨軍占領，迫于險惡的斗爭環境，各劇團解散，團員分別編入到各部隊參加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