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變

　　分析一種現象，離不開時代。

　　如果翻閱從人民日報創刊直到改革開放之前“權威人士”的話語，會發現斗爭的色彩一直比較濃烈。與之相對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權威人士”的形象要溫和的多。

　　中央黨校的唐愛軍做過一個分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經歷了從“革命”到“建設”的話語體系轉換。簡單來說，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之前是革命話語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革命思維占主導；之后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心轉移后，時代主題和歷史任務都發生了變化。

　　這兩個話語體系之間的差異，在島君看來，既有用詞的差異，也有詞內涵的變遷。既要注意到改革開放之后人們不再把“時刻不能忘記階級斗爭”掛在嘴邊，也要意識到許多詞本身其實早已今非昔比，比如“權威人士”。

　　理解“權威人士”的這種變化，離不開對這個背景的把握。你會發現，以改革開放為界，能被冠以“權威人士”的，之前主要是因身份地位的權威性，之后主要是因技能和知識的權威性。

　　不過一個有趣的對比是，革命話語體系中的權威人士，并不全都是正面的。比如1948年3月10日的人民日報第二版，就對一個“權威人士”進行了無情的鞭笞，并進行了一番分析：

　　一般相信，這個所謂權威人士，如此熟悉蔣介石匪幫的內情，顯然不是別人，而只能是替南京傀儡在后臺牽線的“權威人士”，很可能就是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在華的第一號代表司徒雷登自己。

　　盡管被罵，但司徒雷登的身份地位也如前分析，的確具備足夠的權威性。

　　后來的呢？隨手一搜今年人民日報上出現過的“權威人士”，大都是諸如“人民網將推出9種外文報道，邀請政界、學界、業界等權威人士進行在線訪談”，兩相對比，一目了然。

　　在那時光的演變中，“權威人士”逐漸從戰爭談到外交，談到經濟、文化、社會，談到更細致的教育、工業、媒體，談到更細致的棉花價格、兩國貿易額、圍棋、房價，大多數時候，讀者都能在上下文中找到他們的名字。從神壇，走到了細分的崗位。從墻上的掛相，到了你的身邊。

　　繼承

　　加上昨天這兩次，今年的人民日報上共出現了6次“權威人士”。再往前數，2014年，14次；2013年，11次；2012年，14次；2011年，18次；2010年，16次；2009年，10次；2008年，8次……

　　這么多次加起來，也沒有昨天這兩次值得解讀。

　　是，這次看上去頗為神秘，新聞的5W要素——何時(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何因(why)、何人(who)——基本不全。何時是近日，何地是“北京電”，何事是點評當前經濟大勢，何因要看網上分析，何人是“權威人士”。人民日報的頭版和二版所有流程的把關者們，顯然對5W理論都了然于心，所以大可不必認為這是失誤。

　　雖然你很少會看到這樣一篇報道，但正因其神秘性，此文卻更為動人。

　　我們不能忘記革命戰爭年代時為何使用“權威人士”。用這個詞，事實上可視為一種斗爭策略。他們出現的基本語境是，這件事很重要，需要由高級別領導人來發表看法，但又不方便挑明了說。

　　如今呢？這兩篇人民日報文章，說白了是在定調子、給信心、找方向。許多網站的解讀大致沒錯，這是在向外界傳遞中共中央對經濟大勢的分析與判斷。

　　為何這樣做？其實文章里說得很清楚，國際上，全球供求格局變化了；國內，進入“三期疊加”階段，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產業結構調整“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來、熬不起”。文章里還說，經濟運行中“幾家歡樂幾家愁”。

　　也許你在媒體上會看到，經濟學家、評論員們會用更為尖銳的措辭來形容當前形勢，但所有這些說法，指向的其實是一樣的緊迫感——到了必須有人站出來說經濟形勢的時候了，而且必須是高級別領導。

　　同樣是定調、鼓動，讓人不禁想到4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那次會議的首要議題是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一談方略，一談形勢，這兩次的人民日報頭版，完全可以作為互文看待。

　　我們同樣不能忘記的是一種語言風格。出現在人民日報上的絕大多數“權威人士”，語言都是人民日報慣常的風格，不會突出個體特征。但島君前面引用的許多“中共權威人士”的話，可不是這個風格，而是具有非常強的個人色彩，并且一陣見血，落地有聲。

　　這次的兩篇文章，卻讓人看到了一些類似的特質，隨便找幾句：

　　經濟增長說到底是為了讓人民生活更美好，“有活干，有錢掙”，人民群眾能夠對當前增長態勢充分理解，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底氣。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把一件東西擺近了看，往往會感覺很大，把它放遠些看，就會顯得很小。

　　這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勁頭，有的可能需要兩三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在一定時期內不要說全面收獲，可能早期收獲都見不到。但是，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沒有夕陽產業，只有夕陽技術”。創新是點燃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現在勢頭很好，我們要濃墨重彩做好這篇大文章，激發全社會擁抱“創時代”。

　　當前經濟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仍要引起高度警惕，借債還錢，天經地義。

　　毋庸諱言，這是一種“短、實、新”的文風。這種文風，代表了十八大以來，中央對領導干部文風要求的高標準。

　　而這種在中共中央機關報重要版面，由不具名的“權威人士”回應社會重大關切的做法，是沿襲自中共歷史上一項悠久的傳統。

　　別問我，他是誰。我只知道，“權威人士”還會被人民日報繼續使用，在建設而非革命的話語體系之下，在真正需要的情況下。

　　文/司徒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