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午，一回到駐地，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就被記者們圍住。今年他并沒有獲得登上“最高講壇”，在全體會上發言的機會。

　　在之前，遲福林曾三次大會發言，分別在2011年、2013年和2014年。三次發言的題目分別是《推進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政府轉型》、《以政府改革帶動全面改革的突破》和《以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為重點深化全面改革》。

　　所謂“最高講壇”，就是在政協全體會或常委會時，登臺進行口頭發言，即大會發言。盡管發言最長不能超過8分鐘，但對于所有政協委員來說，每年三四十個“登臺”發言的機會，是他們都希望能夠得到的。

　　要講哪些內容

　　政協大會發言分為書面發言和口頭發言兩種，每年政協全體會議，都會安排兩至三次口頭發言，每次十幾個人。其余沒有進行口頭發言的，要把書面材料發給參會人員。

　　2009年通過、2014年修訂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大會發言工作規則》要求，大會發言要“圍繞國家和地方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中具有綜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課題和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重要問題議政建言，促進黨和國家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工作規則還明確，要“通過大會發言，反映群眾意愿，維護群眾利益，促進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

　　新文化記者對近幾年大會口頭發言進行了梳理，發現在規則之內，委員們的發言涉及的內容很寬泛。

　　有高屋建瓴式的，如2011年，陳錫文的發言《必須把握農村改革的正確方向》，其身份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也有根治基層的，如2010年，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委員金晏山的發言《我替貧困地區村官說句話》。

　　口頭發言的語言風格也不盡相同，很多時候都是個人風格的體現。2013年，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蔡玲在發言時，就用了很多針砭時弊的口語，比如“幾百個文件管不住一張嘴”、“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黨風政風民風，就看‘一把手’吹啥風”等等，整個發言過程贏得了10多次掌聲。

　　另外，還有8個方面的內容，不能被列入大會發言，涉及黨和國家秘密的；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禁止的；委員對其所在組織、單位有關組織事宜和人事安排等方面的意見；進入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或者行政復議、仲裁程序，尚未結案的；為本人或親屬解決個人問題的；宣傳、推介作品、產品的；指名舉報的；紀檢、監察機關或審判、檢察機關正在審理的違紀違法問題。

　　發言契合當時熱點

　　這些大會發言往往言之有物，而且契合當時的社會熱點。

　　比如2009年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的第四次全體會議，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鐵道部原副部長、工程院院士孫永福的發言《關于我國重大災害應急機制建設的建議》，就是跟2008年汶川地震直接相關。

　　2010年十一屆三次會議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的《促進結構優化調整應充分運用經濟手段》和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原副主任宋曉梧的《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都是對宏觀經濟進行建言。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孫曉華的《充分激發民營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發言則是針對民營經濟。

　　再比如遲福林2013年在大會發言時說，“這些年，一再強調政府職能轉變，為什么仍不到位？關鍵在于，受權力結構不合理的掣肘。”發言中的機構改革、職能轉變，暗合政府工作報告部分思路。

　　從1993年全國政協會議開始，在會場會專門設立部長席，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部部長出席會議，當面聽取政協委員建議，成為慣例。

　　從2000年開始，政協全體會議的委員大會口頭發言，一般都會進行電視直播或網絡直播，這讓委員們的發言被更多的人聽到或見到。

　　另外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開始階段，政協大會發言是不限時的，但因為有些委員發言時間過長，為了讓更多委員有發言的機會，大會發言時間被定在了8分鐘。

　　制度可追溯到新中國成立前

　　大會口頭發言制度，可以追溯到1949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

　　著名歷史學者傅國涌在《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日記》一書中提到，（1949年9月21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式）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宋慶齡等人依次發言。“竺可禎（楨）日記記下了每個人發言的準確時間，毛澤東18分鐘，劉少奇14分，宋慶齡12分，何香凝15分，高崗18分，陳毅5分，黃炎培11分，李立三16分，賽福鼎連翻譯16分，張瀾11分，程潛9分，華僑代表84歲老人司徒美堂連翻譯13分。 ”

　　書中還引用了宋云彬在日記中對發言者的評頭論足：“講演詞以宋慶齡的最為生辣，毫無八股氣，可惜她不會說國語，用一口道地上海話念出來，就沒有勁了。陳毅的最簡單，也很得體。黃炎培的發言，既不莊嚴，又不松（生）動，令人生厭。程潛之講詞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應考末一名矣。宋慶齡講話時，正雷雨大作，電燈忽滅，幸不久就亮。”

　　在“文革”那段特殊時期，政協大會發言制度中斷。直到1983年，鄧穎超倡導恢復了這一民主形式，當年有9位委員在會上口頭發言。之后，口頭發言人數逐年增多，申請人數也是“水漲船高”。

　　1998年，口頭發言的機會有30多個，申請人數達到了460多人。

　　2006年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收到的發言稿878份，近十年來數量最多。2012年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發言者最多，三場全體會議48名委員登上“最高講壇”。2013年兩場全體會議安排了32位委員口頭發言，但收到的發言稿有629份。

　　2014年收到的發言稿有303件，48位委員登臺口頭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