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呼格案”唯一在場者：常被人認為同樣不是好人

　　我出生于農村，在兒時的世界中，“去城里”是再興奮不過的記憶。進城購物要經過縣禮堂，如今再回家鄉，覺得那里怎么如此破敗，一點不似兒時印象中威嚴肅穆。

　　為什么說威嚴肅穆呢?因為有幾年，縣里的“公審大會”會定期在那里舉行，也就是拉著一卡車的“罪犯”，每個人五花大綁，剃著光頭，胸口還會掛一個大牌子，用潦草的毛筆寫著所犯的罪行。

　　如果運氣夠好的話—在小孩子的世界觀里，熱鬧總是好的—還有受害者家屬拎著菜葉子雞蛋什么的擠在人群中，待旁邊的判官朗讀完某某罪犯的判決后，伴著撕心裂肺的哭喊，甩著胳膊往卡車的方向扔。但因為中間隔著縣禮堂的鐵柵欄，距離也很遠，所以大約都是扔不到的。圍觀群眾，如我的母親，通常會說上幾句寬慰的話，或是憤憤地罵“這群天殺的王八蛋，不得好死的東西。”

　　所以在那時候我的腦海中，鐵柵欄那頭卡車上連頭都抬不起來的“罪犯”，都是十足的大壞蛋，都該被拉到一個大人們說的神秘的地方一槍斃了。

　　現在回想起來，發現那幾年正值“嚴打”時期。

　　配角的命運

　　等長大一些，明白了“人權”、“尊嚴”、“法治”這些以前絕對不會去想的概念，才覺出兒時那被鐵柵欄分隔開的世界，也許并沒有當時的我所想的那么非黑即白。

　　呼格吉勒圖莫名其妙地就成了柵欄另一側的人被一槍斃了，而隨著案子的走向與轉折(案件進入再審程序)，活著的人跟著備受煎熬，甚至搭上一整個從案發伊始就徹底被改寫的人生。

　　閆峰的故事就是這樣的，嚴格的說，他只是呼格吉勒圖案一個無足輕重的配角，18年前，作為該案唯一的在場者，他對警察說“呼格吉勒圖是好人”，警察不信。之后，他對身邊的人說“報紙上說的都是假的，騙人的”，身邊的人不信。再之后，他看報紙上說呼格吉勒圖指甲縫里有死者的皮屑，血型也與死者的吻合，于是他去修正自己的記憶，覺得“可能就是他吧”。直到9年后趙志紅落網，在人群中夾起尾巴做人的閆峰又篤定，他的記憶是對的：呼格吉勒圖不是流氓、殺人犯，而他當然也不是殺人犯、流氓的朋友。

　　而對于一個城市底層青年來講，十八九歲正是決定命運的年紀。對如今37歲、沒有穩定工作、沒有家庭、沒有新朋友的閆峰來說，18年前的呼格吉勒圖案，就是他人生里面那只蝴蝶翅膀，稍動一下，之后的一切都不再是自己能掌控的了。

　　難以修復的破壞力

　　采訪過程不是特別順利，因為我能感覺他對自己的刻意封閉，他說自己的圈子都是兒時玩伴，很難結識新的什么朋友，因為這讓他覺得安全。整個采訪過程，這句話讓我最難過，案發之后的幾年，閆峰一直被身邊的人指指點點，覺得他“同樣不是什么好人”，甚至處處遭遇提防。

　　18年前那起62天就匆匆了結的命案，讓呼格吉勒圖失去了他年輕的生命，也奪去了閆峰這個旁觀者理直氣壯地活著的資格。

　　最近再重去回想兒時公審大會的場景，想著當年呼格吉勒圖或許正是萬千掛著“罪犯”牌子的一員，一股神秘的力量把人群分隔開，好的在柵欄一側，壞的在柵欄另一側。這股神秘力量不在日光之下，不為普通人所監督，想想便不寒而栗。

　　所幸人說，18年一個輪回。假設真如此，靈魂也該有新的路途了。只是對于活著的人，日子就這樣，好比一盆開水潑進人生里面，過了幾年說有可能潑錯了，但是如今再給你美酒或清泉，皮開肉綻的肌體是怎么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