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協委員，在參政議政中自然受到教育。會外交流，瑣事閑篇，也有些頗值得回憶，隨手記下幾條，以作紀念。

　　跟我聯系較多的單位是聯絡局和信息中心。會議期間，我隨同其他幾位有責任心的委員曾提過一些提案，提案交上后都迅速得到了處理。記得我曾隨陳祖芬委員簽名過一個提案，有關單位要求寄信必須使用同一規格，甚至用指定廠家生產的信封才能郵寄，否則不予受理。提案認為，這既不合全世界的郵政慣例，也有違公民權利。沒多久，政協聯絡局就把提案轉給有關單位，并附有回答，該單位還熱情請我們去參觀他們的機械設備。

　　近來發現，中國人用的信封似乎也多樣化了。

　　非會議期間，有社情民意要反映就找信息中心。我和他們有過兩次聯系，都圓滿成功。一次是因為護城河多年不清理，我住的安定門一帶臭氣熏天，居民們反映多次，無人過問。聽說我和舒乙是政協委員，就請我們幫忙，我們寫信給信息中心反映了這個意見。沒出兩個月，工人來了，機器來了，挖泥淘水，把條河整理得河清水秀，成了京城一景。另一次，東北一處林業工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來北京請我代他們反映意見。我把他們寫的信原封不動轉給政協信息中心，并說明我對此沒有調查研究，信的內容只供參考。數月之后不僅接到了東北有關方面的回信，而且有關單位還派專人來向我說明了事件經過和他們的處理方案。林業工人也來信告訴我他們得到了合理的安排。那位寫信來的工人直到去世前還感謝政協對他們的支持與關懷。

　　在政協我還結交了許多好友。

　　我跟八屆的兩位委員有點特殊“緣分”。解放戰爭中，我在打掃戰場時撿到一本書，封面畫著一匹馬長著人頭，還戴個眼鏡，畫的下邊署名“小丁”；畫旁又題著一首詩：“小丁畫了個凡陀馬，不由人看了笑哈哈，提起此馬來頭大，我在那巴山楚水見過他……”詩后署名是“吳祖光”。我從此記住丁聰、吳祖光兩個名字！只是書名幾個字寫得歪歪扭扭像兒童筆跡，我沒注意其署名。過了10年，1957年我三人被錯劃，在一本批判“右派”的書中我竟有幸和他們的名字排在一頁，我就覺得有點巧。又過20年，鄧小平同志領導撥亂反正，我三人重新“出土”。我寫了篇小說《那五》，第一位插圖者竟是丁聰！而最早發表的評論文章給我鼓勵的恰是吳祖光！八屆政協一報到，我們三人正好編在一個組里！頭一次開小組會時，我就跟丁聰提起半個世紀前在戰場上撿到他與祖光合作的那張封面畫。丁聰聽完笑瞇瞇地問我：“畫是我畫的，詩是祖光寫的，你知道書名是誰題的嗎？”我說：“不知道。只記得那字歪歪扭扭，像剛學寫字的幼兒園水平。”他指了指坐在我身邊的戴愛蓮說：“就是她。她現在的字能達到小學二年級水平了……”我趕緊向戴愛蓮大姐表示歉意。她說：“小丁把我的成績夸大了，其實只不過到了一年級水平！”

　　我們從此作了五年參政議政的同組組員！祖光熱情耿直、快人快語；愛蓮想象豐富卻詞不達意，都給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最使我感動而難忘的是“小丁叔叔”一片童心，樸實忠厚，活得瀟灑自在帶勁！

　　（作者為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