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政協常委 蒲虎

　　身為政協委員，我提出過一些有影響的提案、建議和社情民意，發起和參與過一些有意義的社會活動，細想起來，還是“敏銳”、“思考”和“責任”三種習慣或者說三股力量在引領和督促著我。

　　很慶幸在我四十年的人生經歷中從事過教師、記者和律師三種職業。教師被譽為“靈魂的工程師”，當教師也洗滌了自己的靈魂、喚起了更多的良知和責任；記者經歷培養了自己比較敏銳的眼光和洞察力；律師職業則讓自己養成了嚴謹的思維習慣和審視的態度。一路走來，雖然內心也有矛盾、猶豫，甚至掙扎，但“敏銳”、“思考”和“責任”一直陪伴著我，讓我從紛繁和困惑中找到方向和目標，生活也因此變得積極而多彩。也許正是因為這種閱歷和對待人生的態度，我當上了成都市政協委員。身為政協委員，我提出過一些有影響的提案、建議和社情民意，發起和參與過一些有意義的社會活動，細想起來，還是“敏銳”、“思考”和“責任”三種習慣或者說三股力量在引領和督促著我。我認為，當好一名政協委員應該要有“記者的敏銳，律師的思維和教師的責任”。

　　責任和使命讓我眼睛始終盯著社會癥疾，心中念著困難群眾和民生。

　　托爾斯泰說過:“人若是沒有熱情，他將一事無成，而熱情的基點正是責任心”。無論做教師、記者、律師還是政協委員，我始終充滿熱情，有人稱我“拼命三郎”，有人稱我“死磕”派。所謂“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說大一點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小一點是不讓“良心無處安放”。目前社會存在諸多不公是不爭的事實，但很多人僅僅只是抱怨，而沒有采取任何具體的行動對此進行抵制和矯正，有的甚至遷就和奉承強者，欺負弱者，不自覺地成了社會不公的“幫兇”。一直以來，我都盡己所能，不畏權勢，關心社會弱勢群體、推動社會公平正義。我先后反映過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吃拿卡要、不作為和做表面文章等一系列問題，起訴過警察違法執法事件，發起和組織過資助山區貧困學生、關注農民工職業病防治以及解決失地農民就業等社會公益活動，提出了涉及教育、環保、醫療、就業和困難群體救助等一系列民生的建議。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推動了所謂的“強勢”部門依法辦事，力所能及地解決了一些困難群體的實際困難，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在這個過程中，我并沒有受到一些人擔心的所謂“打擊報復”，因為沒有私利，我相信責任和熱情不僅會觸動自己，也會感動別人。

　　對問題的敏銳和對大局了然于心，使我容易找到履職的抓手而不至于“莽撞”。

　　一些政協委員熱心參政議政但又苦于沒有線索。可能是得益于多年的記者經歷，我一直對社會問題保持敏感，這樣發現履職線索就不難。比如，從一個“紅綠燈”的設置便可發現很多問題:有的道路修好后很長時間在交叉路口卻沒有設置紅綠燈；有的道路封閉后不需要紅綠燈，但紅綠燈仍然沒有取消；有的道路很寬，但綠燈時間很短，行人正常速度根本無法通過；有的道路很窄而且行人稀少，但綠燈時間很長等等。由此可見參政議政不是沒有線索，而是我們有沒有一顆“敏感的心”。現在，我每年提交的調研報告、提案、建議和社情民意在30件以上，很多都得到了有關單位和部門的采納，收到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另一方面，參政議政還得知曉和熟悉“大局”，也就是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圍繞中心工作參政議政不僅是組織的要求，也是充分發揮政協委員作用的需要，意見和建議也更容易得到相關部門采納。就拿成都市來說，新一屆市委和政府提出了“五大興市戰略”，針對這一“中心工作”，我及時提出了事關其中“交通先行”和“產業倍增”戰略的“規范和促進汽車后市場健康發展的建議”和“方便公交和地鐵換乘的建議”，得到了各級領導的重視。

　　律師的思維和審視的態度，讓我保持頭腦清醒并堅守底線。

　　政協委員是榮譽，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人很容易在榮譽面前迷失自己，驕傲自滿，甚至犯下錯誤，這時候律師的思維和審視的態度，能讓自己時刻保持清醒，堅守道德的底線和對法律的敬畏。政協委員參政議政若能置身于事外，沒有私利，懷揣一顆公心，就能頭腦清醒、看得清楚、說得公正；用法律的眼光審視自己的行為和提出的建議，不僅能起到警醒自己、匡扶正義的作用，還可以提高建議的合法性和采用率。

　　敢于說話需要勇氣，說話在理需要思考，善于建言需要睿智。

　　很多委員都知道，建議和意見的提出要“由點到面、由表及里”，但真正使用時卻無從下手。幾年前，我偶然在街上看到有執法車輛沒有上牌照，這就是一個“點”，通過仔細調查，我發現很多街道辦事處的城管執法車輛都沒有按規定上牌照，這就是一個“面”；執法車輛不上牌照是“表”，深層次的原因是特權思想在作祟，這就是“里”。于是“關于加強城管執法車輛管理的建議”就這樣“由點到面，由表及里”地產生了，建議提出后得到了領導的高度重視，執法車輛不上牌照的現象得到了及時糾正，社會反響很好。記得早前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師告訴我一句話:“假話不能說，真話擇機說。”想不到，這句話我今天當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也受用。

　　晚上回家的時候，我踮著腳走路，怕腳步聲影響了別人休息，而當群眾需要的時候，我卻會振臂高呼。這似乎成了我的一種習慣，也是作為一名政協委員的良心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