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6月，正當中日甲午戰爭一觸即發，焦頭爛額的李鴻章收到了一篇洋洋八千多字的《上李傅相書》。書中列了“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四大綱領，“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

　　這份上書由李鴻章親信幕僚盛宣懷轉呈，還有當世名流鄭觀應、王韜等人的推薦。上書人則在天津等待著面見李鴻章的機會，以“一白其胸中之素蘊”。

　　戰爭已經火燒眉毛了，李鴻章沒心情聽人講這些“治國安邦”的大道理，也沒工夫召見一個28歲籍籍無名的醫生。據說，李鴻章讓手下人給了他一本護照，打發他去國外考察農業。

　　李鴻章如果泉下有知，獲悉此后十七年大清國的命運，一定會后悔自己當初的“輕慢”——《上李傅相書》的作者是孫中山。

　　孫中山果真出國了，卻不是考察農業。1894年底，他在夏威夷檀香山籌款組織興中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主張。翌年2月，興中會在香港成立，隨即準備在10月發動廣州起義。由于事機不秘，起義未及發動即遭鎮壓。孫中山東渡日本。

　　此后16年，孫中山一直在異國他鄉繼續著他的革命事業，領導了10次未獲成功的起義，直到1911年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

　　孫中山年少時就自命“洪秀全第二”，讀書時與陳少白、尤列和楊鶴齡自稱“四大寇”，早有“造反之志”。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目標，據其自稱是在甲午戰爭十年前：“余自乙酉（1885年）中法戰敗之年，始決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對照之下，甲午戰爭前夕給李鴻章上書，滿腔熱情地“冀九重之或一垂聽，政府之或一奮起”，似乎與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其實，一直到甲午戰爭前后，孫中山救國救民的理想始終有著和平改良與暴力革命兩種選擇。他更傾向于前者。

　　正是甲午戰爭，讓改良和革命兩條道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中國明確起來。

　　甲午年，以“變法”為號召的康有為，考試未中，沒能進仕。上書李鴻章未果的孫中山，“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

　　第二年，甲午戰敗、割地賠款簽約之年，“公車上書”，康有為爆得大名，進入仕途，獲得了從權力中央“變法”并改造中國的機會；孫中山則策劃了在廣州的第一次武裝起義……

　　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有著改良和革命兩個前進的路徑。改良觸礁碰壁，此路不通；革命披荊斬棘，找到出路。

　　甲午一戰，中國國運墜至谷底，卻也由此喚醒了千年大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開始探索。尋路，貫穿了120年來的中國歷史。

　　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從君主立憲到三民主義，一次次地探索，一次次地抗爭，一次次地失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找到了革命的出路，卻遠沒有完成革命的目標。此后數十年，中華民族繼續著革命的主題，直到建立起一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嶄新國家。

　　歷經百多年的艱辛探索，中華民族終于找到了通往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終于走到了最接近偉大復興目標的歷史坐標點上。兩個甲子過去，滄海桑田，中國國家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民族之氣昂揚奮進，與120年前決然兩途。

　　刺客列傳

　　政治暗殺，是清末至民國的一大社會風景。刺殺出洋五大臣的吳樾遺著《暗殺時代》里這樣說：“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

　　起義屢戰屢敗，革命頻頻受挫，前途未卜的形勢下，越來越多激進的革命者選擇了暗殺的方式。據不完全統計，從1900年至1911年的11年間，革命黨付諸實施的暗殺活動就不下20次，遠遠超過他們組織的起義次數。

　　被列入刺殺目標的，上至慈禧太后，下至總督、巡撫，不一而足。但是暗殺是個技術活，不是誰都干得了的。在眾多的刺殺事件中，成功案例其實不多，僅有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溫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黨魁良弼等少數幾次。

　　刺殺未果卻又得到了最大政治利益的，要數汪精衛。1910年，汪精衛來到北京，準備安放炸藥，炸死溥儀的父親、攝政王載灃。結果事泄被捕。獄中，汪精衛寫下了壯懷激烈的詩篇：“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間成了萬眾敬仰的英雄，連清廷也有意拉攏，沒有將其殺害。

　　以今日眼光視之，政治暗殺絕不是革命正道，即便對這些慷慨的刺客報以同情，其刺殺之舉也不該被提倡。但在清末，這些蜂起的刺客卻大壯革命聲勢。有志于救國救民的仁人志士，很多人都曾準備加入刺客的行列。比如后來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

　　蔡元培年輕時相信刺殺救國，自學化學，每天配置毒藥和炸藥，還專門教了許多愛好化學的女學生，因為他認為女性用毒藥刺殺會更容易成功。

　　另一個未能付諸實施的刺客是時年20歲的陳獨秀，他參與策劃了吳樾刺殺五大臣。據說，兩人還為究竟誰去刺殺而爭執扭打。精疲力盡之后，吳樾說：“舍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為易？”陳獨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難。”吳對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遂做易水之別。

　　吳樾與陳獨秀是不是有過這番談話，已經無法考證。不過，吳樾的犧牲和刺殺五大臣活動的失敗，確實使陳獨秀對中國革命的進行方式有了更加理性的思考。他開始放棄暗殺這一革命方式，轉而尋求以實際行動來喚醒國人的革命意識。

　　立憲幻想破滅

　　1911年5月，清政府實行責任內閣制，成立由十三名國務大臣組成的新內閣。看上去，清廷實行君主立憲邁出了實質性步驟，此事本來意義非凡，然而它猶如一盆涼水，劈頭蓋臉澆在了立憲派頭上。

　　在當時大清國激烈緊張的社會矛盾下，立憲派可能是除了當權者外，唯一一群仍希望維持清廷存在的人。在舉國上下的立憲風潮壓力下，攝政王載灃宣布推出新的責任內閣，13個大臣之中，漢人僅有4個，蒙古旗人1個，滿人得了8個，而8個滿人中，皇族又占了5個，因此當時都稱它為“皇族內閣”。這樣的內閣成員名單意味著，本該限制君權的責任內閣，反而成為君權的延伸。

　　就閣員個人素質而言，這些皇族成員多為驕奢淫逸不知世務者。時人論道：“察其器識，無一足當軍國之重者”。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貪污不堪，與其子載振日以招權納賄為事，時人比之為嚴嵩父子”。載洵、載濤是攝政王載灃的親兄弟，“均不過二十多歲，政治學識，兩不稱職”。但載灃卻“以載洵管海軍，載濤總參（(軍咨府)）及禁衛軍”，讓他們掌握軍事大權，這種做法“不僅為當時漢官所反對，即屬滿人，亦多側目”。

　　人們由此相信，清朝之所謂立憲，不過是個幌子、是個騙局，冥頑不靈的清廷已不值得信任，弄虛作假的憲政已不值得期待。就這樣，君主立憲尚未誕生，卻在民意中永遠死去。

　　地方漢族大員對新內閣的反感同樣是致命的。“皇族內閣”剝奪了地方督撫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對的權利，改將各省交由內閣統轄，而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諸侯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當革命匆匆來臨，以往曾維護皇室、反對革命的立憲人士和地方官僚大都樂觀其成。沒有立憲派和地方官們的支持或默認，各省紛紛“獨立”的革命形勢原本是不可想像的。

　　外起義內逼宮，新軍為清廷掘墓

　　1911年10月10日，駐防武昌的湖北新軍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緊接著，起義像傳染病一樣在新軍中迅速蔓延。22日，長沙新軍起義；陜西新軍起義。23日，九江新軍起義。29日，太原新軍起義；30日，昆明新軍起義……

　　至11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義四十一天的時候，關內十八行省中只剩下甘肅、河南、直隸和山東四省繼續效忠朝廷，另外十四省均先后宣告獨立。

　　清政府花了無數銀子建立起來的新軍，要動手埋葬大清國了。

　　清末新軍的創建，緣起于甲午戰爭。戰爭爆發后，清軍節節敗退，不堪一擊。軍事體制的落后有了切膚之痛，清政府在1895年派袁世凱赴天津小站練兵，督練“新建陸軍”，即新軍。新軍聘請德國教官，采取近代德國陸軍制度，全部采用外國新式武器裝備，很快成為清軍中最強大的力量。

　　至武昌首義，清廷訓練的新軍已編成十三鎮。北洋軍為中央軍，占了六鎮。各省新軍為地方軍，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的湖北新軍就屬于地方軍系統。

　　新軍起義，在清廷看來無異于統治根基動搖。清政府馬上調遣新軍最強大、精銳的北洋軍前往武昌鎮壓。但這時清廷發現，唯一能夠指望的北洋軍根本不接受他們指揮。

　　萬般無奈之下，清政府只得重新起用北洋軍真正的主人袁世凱。

　　袁世凱督師之后，北洋軍很快攻下漢口、漢陽，隨即停止了進攻，養敵自重。這之后，袁世凱對革命黨和清廷分別上演了逼宮大戲。戰與和，都是袁世凱手中的棋子。他翻云覆雨，成為這場革命的最大贏家。

　　1912年1月16日，南北方的議和已經接近完成，袁世凱向清朝的孤兒寡母提出退位要求。他只稍微提及法蘭西革命，隆裕就被“嚇昏”了：“再不同意共和，不同意遜位，恐日后我大清宗室皇族，蕩然無存。”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攜六歲皇帝在養心殿舉行最后一次朝見儀式，頒發遜位詔書。中國帝制歷史告終。

　　甲午舊人重逢武昌

　　武昌起義發生后，大清水師提督薩鎮冰奉命率艦隊前往鎮壓，比陸上的北洋軍還早到了兩天。然而，這支重建的清朝水師，將士多受革命思潮影響，對鎮壓起義出工不出力，開炮多數故意打偏。當時，英國駐漢口領事朱爾典在給英國外交部的電文中就明白寫道：“水師提督薩鎮冰所統之艦隊，自始至今對于清軍行為殊淡漠。”

　　剛剛被革命黨人擁立為湖北軍政府都督的黎元洪，對江面上的清軍水師焦急萬狀，趕緊給薩鎮冰寫了封信，口稱“夫子大人”，表示革命的目標在改革專制政體，建立中華共和民國，勸說老師反正：“洪之所以能明此大義，一系吾師平日訓誨之功，此次武昌之舉，洪已審定確實，非他項革命可比……”

　　黎元洪稱薩鎮冰為老師，并非客套。1884年，黎元洪考取天津水師學堂，而薩鎮冰是第一屆去英國學習海軍的留學生，歸國后在天津水師學堂任教。兩人確有師生之誼。

　　甲午戰爭時，負責北洋水師訓練的薩鎮冰，奉命率軍駐守日島炮臺，與日軍血戰十一天。期間，其夫人聞薩鎮冰患病，趕到陣前探望，卻被薩鎮冰派人阻在營外：“此地非同尋常，今日非同尋常，告她當我已死，令其速回。”

　　甲午戰敗，清廷將罪責歸咎于海陸官兵，薩鎮冰等未殉職的海軍將領被悉數革職。1899年，清政府決定重整海軍，起用薩鎮冰為北洋水師的幫統領總兵銜。隨后薩鎮冰一路高升，最終被提拔為水師提督。

　　黎元洪是廣東水師“廣甲”艦二管輪，參加了甲午黃海大戰。管帶吳敬榮貪生怕死，“廣甲”號逃跑途中擱淺，黎元洪跳海逃生，后被一位漁民救起。從此，黎元洪脫離海軍，轉投張之洞門下，籌練新軍，一路升任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發動武昌起義的，正是其屬下的輜重隊、工程隊和炮隊。

　　閱信之后，薩鎮冰沉默良久，說：“黎原是海軍中人。”兩位經歷過甲午戰爭的海軍舊人，在武昌又有了一次人生交集。

　　薩鎮冰給黎元洪親筆回信：“彼此心照，各盡其職。”黎元洪看后心下大寬：“語雖雙關，但無惡意。”

　　薩鎮冰的部屬贊成革命的不少，艦隊官兵向他提出舉義的要求。薩鎮冰不愿叛清，又不忍鎮壓革命黨。11月11日，薩鎮冰乘坐“江貞”號炮艇掛職而去。他用燈語示知水師各艦：“我去矣，以后軍事，爾等各船艇好自為之。”

　　第二天，大清水師各艦扯下了龍旗，炮口轉向清軍。

　　專家解析

　　甲午海戰，

　　假如中國勝了……

　　程美東

　　甲午之痛讓中國人久久揮之不去。雖然時間過去了120年，但甲午戰敗給中國帶來的恥辱和悔恨依然充滿著很多中國人的心頭。120年過去，我們撇開刻骨銘心的怨與恨，而加以冷靜地假設：若是甲午海戰中國勝利了，中國會怎樣？

　　我想就這樣的假設展開思想的翅膀，遨游到歷史的星空當中。

　　假如甲午海戰（主要是黃海大戰）中國得勝，中國會乘勝追擊、直搗日本本土嗎？大清政府不會，大清的軍隊也沒有這個能力——不僅海軍的硬實力和軟實力不敵日本，陸軍更是不堪一擊。如果陸軍強大的話，黃海大戰后海軍躲在劉公島就不會腹背受敵而全軍覆沒了。如此，甲午海戰若能勝利，中國最多獲得自衛戰爭的局部勝利，自己無法得到一般國家戰爭勝利后所獲得的物質利益。如此，這場戰爭至多如前十年的中法戰爭一樣，不敗而敗，最多只是一個面子的勝利！

　　假如甲午海戰中國勝利了，滿清朝野上下，必然彈冠相慶，一片贊歌，驟然間太平盛世之幻象必在諸多官僚士紳及一般人心中冉冉升起，圣君賢臣的阿諛之詞便漫天飛舞……

　　假如甲午海戰中國勝利了，光緒帝能躊躇滿志、居安思危、乘機大行變革之事么？可能性極小，我以為戊戌變法斷斷不會產生。最大的可能性是慈禧皇太后所臨御的30多年被馬屁精們視為最為英明偉大的30年……

　　假如甲午海戰中國勝利了，西方也許能高看一眼中國，中國興許能爭得一點平等的待遇。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大清政府在盲目的自我膨脹中，不知深淺地以強硬的姿勢來對待西方世界，義和團運動興許能提前到來……

　　假如甲午海戰中國勝利了，最大的可能性是清政府可能茍延殘喘數十年，中國將會更加緩慢地爬行在現代化的軌道上。甲午戰敗驚醒了中國人，意識到學習西方是根本之圖——甲午戰前，孫中山還上書李鴻章，甲午戰敗使得孫中山覺得等不及了，認為改良不行，只能革命；甲午戰前，中國文人還沉浸在詞句文章的科舉考試當中，甲午戰敗后，張謇棄狀元之可能的仕途而經營實業，蔡元培離翰林院而事教育，梁啟超棄進士考試而事維新……這些上流社會的文人在甲午戰敗后成批地從傳統的政治、文化中轉變過來，使得清政府失去了精英階層的強固的支持，加速了清政府的覆亡。

　　前面講了這么多有關甲午戰勝的假設，其結局基本是負面的，如此言論可能為有些人所誤解，以為為日本侵略中國唱好。若有如此想法，實在冤枉本人。我之本意實在簡單：我們不能對于甲午戰敗簡單停留在怨與恨的層次，而是要時時用警醒的態度來省察其中的原因，并且循此而超前設計我們的現代化發展，使我們的國家、民族不再經歷此等奇恥大辱。不忘國恥是正確的，但不能將其化為憤青式的民粹，不能將其激變為漫天無效的空談，而是要內化為前進的動力和時時不斷的鞭策警醒。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