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三里屯12號，聯合國辦公地點，濮存昕在其名字命名的基金會活動現場和孩子互動。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我發現我演戲越演越好，比如顧長衛導演的《最愛》中，我扮演的是“血頭”角色，沒有切身體驗，我是演不好的。

　　十多年里，我見識了我們真正的國家、真正的社會、真正的生活，我不是在城市里的一個小圈子里，不是在家庭、單位這么幾個狹小空間。

　　原來我有很長的時間只在城市里，十多年來慢慢參加公益活動，我發現這使得我的整個空間感很大。——濮存昕

　　2000年11月1日，濮存昕從時任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手里接過“艾滋病宣傳員”的聘書。這張聘書改變著濮存昕未曾有過的生活閱歷——和艾滋病人拍公益宣傳片，深入艾滋病人的家庭生活，給出國的女兒旅行箱塞避孕套，被罵“哈巴狗”之后依然樂此不疲做公益……

　　14年里，除堅持做艾滋病宣傳員，濮存昕和女兒濮方以及更多志愿者一起做公益，如發起“讓孩子笑起來”公益活動，在全國兩會上作為政協委員呼吁關注江豚、關注長江生態，長年義務獻血……

　　近日，61歲的他在參加完濮存昕愛心基金舉辦的心靈藝術夏令營開營儀式后，接受了新京報記者專訪，他暢談了14年來做公益的心路歷程。

　　初涉公益???

　　做艾滋病宣傳員，源于“國家召喚”

　　和此前新京報記者專訪的崔永元、韓紅、陳坤等明星不一樣，濮存昕做公益是“被公益”的，被動接受后，一晃14年，再次談起艾滋病宣傳員這個角色，濮存昕仍覺神圣，“這是國家在召喚我”，聽不出絲毫戲言。

　　新京報：2000年，你被衛生部聘任為艾滋病宣傳員，為何接受？

　　濮存昕：是衛生部主動找我的。我了解到，衛生部也找了別人，只是別人沒做。

　　新京報：別人不做你做，因為“老好人”？

　　濮存昕：也不是老好人。我這個時代的人，受的教育就這樣。

　　我下鄉待了八年，心甘情愿去的，沒一點被強迫的感覺；我是紅衛兵，是“文革”時造過反的人……現在衛生部找你做事，這不是國家在召喚你嗎？

　　新京報：你馬上答應了？

　　濮存昕：對啊，再加上當時戴安娜等大明星也都在做艾滋病公益宣傳等方面的事，我覺得是件好事。

　　另外，從1997年起，我開始拍商業廣告了，有一段時間廣告特別多，有一年被一家報紙評為“年度財富人物”，跟柳傳志、張朝陽、潘石屹站一塊。你有能力了，確實掙錢了，所以公益這件事情推到你眼前，你能邊往回走邊說“我沒興趣”嗎？

　　新京報：剛開始當艾滋病宣傳員，主要做什么？

　　濮存昕：拍公益宣傳片，人家（衛生部）只不過是想用你的形象，推廣公益意識，我就免費為衛生部做廣告，讓他們使用形象。

　　新京報：被聘任前，接觸過艾滋病群體嗎？

　　濮存昕：一無所知。只知道有問題的人才得這個病。

　　新京報：和“有問題的人”接觸，不怕被感染？

　　濮存昕：2000年拍攝艾滋病公益宣傳片前，我也得到了艾滋病專家關于艾滋病知識的普及，這算是我系統學習艾滋病知識了。與艾滋病患者正常地溝通交流，握手擁抱等，是不會被感染的。

　　新京報：學習知識之后呢？

　　濮存昕：我記得很清，當時上午學知識，下午就拍攝公益宣傳片。

　　新京報：能記住拍攝時的情形嗎？

　　濮存昕：當時，一名叫小虎的小男孩和我合拍。他是艾滋病晚期，渾身虛弱，臉上手上都是疹。他說“我媽不同意我拍這個廣告，但我特別想跟你拍。”

　　我攙他上床時，他整個身體是緊繃的，因為以前沒人敢接觸他，我一攙他，他就緊張。和小虎相處過程中，他特別感動，說：“濮老師，你對艾滋病患者是真心的，你沒嫌我臟，沒嫌我有危險。”我說剛才教授講了，沒有血液接觸是不會感染的。

　　四個月后，小虎還是去世了。我很懷念他。

　　新京報：除了拍攝艾滋病方面公益廣告，還做了什么？

　　濮存昕：一個演員做防艾宣傳員，的確引起了媒體的興奮點。2000年12月1日前后，我接受的采訪太多了，第一年我就知道累了，有的電視臺艾滋病方面的文案不對，概念不清，我得給他們改文案，做著做著我都成專家了。（笑）

　　后來事兒越來越多，介紹采訪、參加活動、演講、對全國不少省市局級干部進行艾滋病方面的知識培訓……我被譽為專家嘛，中央黨校我去過三次，你相信嗎？（笑）

　　新京報：為什么要給政府官員講艾滋病知識。

　　濮存昕：目的是推動艾滋病方面政策的落實。從2003年、2004年，連國家領導人也接見艾滋病感染者，出席這樣的活動。大家的努力促使《艾滋病防治條例》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