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擔當精神，還表現在敢于承擔工作中錯誤的責任。說實話，這一點古今中外的很多偉大人物并不一定都能做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由于缺乏成功的經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左”的錯誤，包括反右斗爭擴大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文化大革命”等。對這些錯誤的教訓進行回顧和總結，是非常有益的。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后，已是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黨內外擁有崇高威望的鄧小平，不僅對黨的歷史上的錯誤不加任何掩飾，而且還勇敢地為其承擔責任。在他看來，這個時候毛澤東等當時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已不在世了，由他來承擔責任，是責無旁貸的。前面講到，在反“右”斗爭中，鄧小平是很努力地防止擴大化傾向的，但是最后還是出現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導致許多正直的有才華的知識分子、敢講真話的優秀黨員干部、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的愛國人士，長期受到委屈、壓制，遭受不幸。對此，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誠懇地說：“他們多年受了委屈，不能為人民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但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國家的損失。”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不諉過于人，而是勇敢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他說：“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

　　對待“大躍進”運動問題也是這樣，鄧小平從不推卸自己作為領導集體中一員的責任，換句話說，從不把這一責任都推到當時黨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身上。他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這是一種擔當，也是一種胸襟！

　　一個返璞歸真的鄧小平

　　鄧小平晚年說過：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這句話道出了他內心深處深深的人民情結。這種情結，不僅表現在他一生所做的許多大事上，也表現在一些很細小的事情上。這部傳記記載了不少這樣的細節，有時竟使我們在寫作時也眼眶發熱。當年，劉鄧數萬大軍在大別山，到了深冬季節，鄧小平同普通戰士一樣穿著單衣。為了不增加當地群眾的負擔，他和劉伯承發動了一場自制棉衣的運動，他自己也一針一線縫制了一件單薄的棉衣。棉衣穿舊了，棉花都露出來了。身邊工作人員讓軍需處給他做了一件新棉衣，請敢講話的陳賡去勸他把舊棉衣換下來，但還是挨了他的剋，讓人將新棉衣送給了戰士穿。在滴水成冰的天氣里，警衛員找來點稻草要燒火給他烤烤寫文件的手，他卻讓人趕快把稻草還給老百姓了。大別山窮，大別山人民窮，他不忍心動用老百姓的一根稻草！

　　我們在撰寫這部傳記時，主觀上有一種意識，就是既要揭示鄧小平作為一代偉人崇高的精神世界，又要反映他同普通人一樣的情感。我們花了一定的筆墨去追尋他的個人情感歷程，包括他早年赴法勤工儉學前后與家人的關系，他先后的三次婚戀，他家里添丁添口，特別是他在“文革”中兩次被打倒后的家庭生活等。這恐怕也是這部傳記與同類人物政治傳記不同的一個地方。政治人物落難的時候，往往是他回歸普通人情感狀態的時候。這個傳記用一個整章描寫了鄧小平在江西一個縣辦拖拉機廠做工的謫居生活。我們在這里給讀者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讓人們看到了一個“返璞歸真”的鄧小平，一個回歸社會底層的鄧小平，一個作為丈夫的鄧小平，一個作為父親的鄧小平。為了不讓身體不好的妻子勞累，他默默地把家里重一點的家務活都承擔了起來。為了省錢，他不再抽好一點的煙，喝好一點的茶，甚至吃餿了的飯菜。他像普通父親一樣，過年過節盼著子女回家，把家人的團聚作為精神上的慰藉。這些，可能會更加拉近讀者與傳主思想情感上的距離。

　　鄧小平的這種平靜，反映了他的沉著堅毅，是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忠誠支撐著他，共產黨員的理想信念支撐著他。他心里裝的絕對不只是一家人的柴米油鹽，而是國家和人民的命運。他要重新擔當改變國家民族命運的使命，有一個前提，就是要重新出來工作。后來，毛澤東曾經問他，這幾年是怎么過來的？他說了兩個字：“等待。”其實，他并不是在消極等待，而是在堅持不懈地為自己重新出來工作，哪怕是出來“做點調查研究之類的工作”，創造條件，做著應有的準備。而這些，則正是他同普通人不一樣的地方。在這部傳記里，我們試圖努力做到既把他作為一個偉人來寫，又把他作為一個普通人來寫。(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鄧小平傳(1904—1974)》主編 楊勝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