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故事是，幾十年前，大概在70年代的時候，我的一個闖關東的鄰居回來了，在村子里面揚言他發了大財，說他去深山老林里面挖到了一顆人參，賣了幾十萬元的人民幣，從村子東頭搞到西頭，又從西頭搞到東頭，讓我們的村民們很多家里面爭先恐后的請他吃飯，因為大家對有錢人還是很尊敬的，大家還是希望一遍遍聽他講述如何在深山老林里挖到了這一顆人參的經歷，我們家當然也不能免俗，我們把他請來，坐在我家炕頭上吃飯，我記得很清楚，他穿了一件在我們當時的農民眼里面看起來是很漂亮的黑色的呢子大衣，他即便坐在熱炕頭上也不脫下這件大衣，我記得我們家搟面條給他吃，我奶奶就發現他脖子上有一只虱子，于是他的喧囂就被虱子給擊破了，因為一個真正有錢的人是不會生虱子的，過去人講說窮生虱子富生癤子，我們知道他并沒有發財，盡管他永遠不脫下來那件呢子大衣，但是他的內衣肯定很破爛，又過了不久，這個人的表弟也穿了一件同樣的呢子大衣，奶奶問他，你這件大衣跟你表哥的很像，他說我表哥就是借我的，事實又一次擊破了前面這個人喧囂的謊言。

　　另外一個故事是，我在北京的檢察院工作期間，曾經了解和接觸了很多有關貪官的案件，當然我不是檢察官，因為我們是新聞單位，要報道，我作為記者，了解了很多這方面的案例，其中在河北某地有一個貪官，他平常穿得非常地樸素，他上下班騎自行車，他給人一種非常廉潔的外觀形象，他每次開會都要大張旗鼓，義正詞嚴的抨擊貪污腐敗，過了不久，檢察院從他床下面搜出了幾百萬人民幣，所以真實就把貪官關于廉潔，關于反腐敗的喧囂給擊破了，事實勝于雄辯。

　　第三個就是我的親生經歷，2011年我在我的故鄉寫作，有一次到集上去買桃子，一個賣桃子的人看起來很剽悍，他也認識我，或者他認出了我，他一見面就說，你怎么還要來買桃呢？他點了我們市委書記的名字說，某某某給你送一車不就行了嗎？然后說我又不是當官的，他干嗎要給我送，他馬上說你是當兵的，實際上我也不是當兵的，我已經轉業了，然后他說你們這些當兵的，我們白養了你們，連釣魚島都看不住，讓小日本在那邊占領，我說小日本也沒有占領，他說反正你們當兵的白養了，我說那怎么辦？他說很好辦嘛，放一個煙霧彈就把問題全解決了，盡管我心里很不愉快，但我后來還是買了他五斤桃子，我說桃子甜嗎？他說太甜了，新品種，我說你給我夠秤，他說放心，結果回家一稱桃子只有三斤多一點，他虧了我將近兩斤秤，然后一吃又酸又澀，所以真實又一次把賣桃人的喧囂給擊破了。

　　第四個故事也是我的親身經歷，就是不久前的中考，我有一個親戚經常見他，每次見他，他義憤填膺的痛罵當官的，咬牙切齒，怒發沖冠，但是今年他的兒子參加中考，離我們縣最好中學的錄取分數線差了五分，他就找到我了，說就差了五分，你找一找人，讓他去，我說現在誰還敢，現在反腐敗的呼聲如此高，現在為難了，他說我不怕花錢，我有錢，我說你讓我去送錢，這不是讓我去行賄嗎？這不是腐敗嗎？你不是痛恨貪官污吏嗎？現在你這樣做不是讓我幫著你制造新的貪官污吏嗎？他說這是兩碼事，這是我的孩子要上學了。這個真實也把親戚反對貪官污吏的喧囂給擊破了。

　　我對這四個故事的主人公沒有任何譏諷嘲弄的意思，我也理解他們，同情他們，假如我是我的那位親戚，我的孩子今年中考差了幾分，上不了重點中學，也許我也要想辦法去找人，我也會跟我的親戚說，不怕花錢，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為什么大家在不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和家庭問題的時候，都是一個非常正派的，非常剛強，非常廉潔，非常正直的人，為什么一旦我們碰到了這樣的事情，尤其是涉及到了孩子的事情，我們的腰為什么立刻又軟了，我們的原則為什么立刻不存在了，所以我想這有人性的弱點，也有社會體制的缺陷，所以我講這四個故事沒有譏諷意義，而是要通過這四個故事來反省，讓每個人在看待社會問題的時候，在面對社會喧囂的時候，能夠冷靜的來想一想喧囂背后的另一面。

　　我是一個寫小說的，說得好聽點是一個小說家。在小說家的眼里，喧囂與真實都是文學的內容，我們可以寫喧囂，但是我認為，應該把更多的筆墨用到描寫真實上，當然了，小說家筆下的真實，跟我們生活中的真實是有區別的，是不一樣的，它也可能是夸張的，也可能是變形的，也可能是魔幻的，但是我想夸張變形和魔幻實際上是為了更加突出真實的存在和真實的力度，總而言之，面對當今既喧囂又真實，萬象風云的社會，一個作家應該堅持這樣幾個原則，或者說幾個方法來面對社會現實，第一我們要冷靜的觀察，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過去說，我們要研究一個人，就是要聽其言察其行，我們要察言觀色，觀察會讓你獲得外部大量信息，然后我們要運用我們的邏輯來進行分析，我們要考量現實，我們也要回顧歷史，我們還要展望未來。然后通過分析得到判斷，然后在這樣的觀察分析判斷的基礎上，展開我們的描寫，然后給讀者一個豐富的文學世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