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為官這兩年：我唯一能用的“武器”就是誠懇

龍應臺，臺灣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現任臺灣地區文化部門負責人。

　　2012年2月，以“黑馬”姿態進入馬英九行政領導班子的龍應臺，在當年的民調滿意度調查中高居榜首。

　　余光中曾形容早期的龍應臺是一股“龍卷風”，像梁啟超那樣披著啟蒙先鋒的戰袍，揭示社會病情。但對于她進入政壇的決定，他總抱著擔心，擔心這股龍卷風，扛不住政壇的夜長夢多。

　　兩年過去了，很多人覺得，《野火集》里那個彪悍的龍應臺“變柔軟了”。這一點，龍應臺并不否認。一部分的柔軟是刻意為之，一部分的柔軟卻是發自本心。

　　進入“文化部”的龍卷風也的確嘗嘗失眠，但風勢似乎沒有中斷的意思。

　　“頭一年，我的感覺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時候，會問自己'天哪，我來這里干什么？整整頭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掙扎的狀況。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這就是現實。大概是兩年來，我覺得這是最艱難的一件事情。”

　　“如果再晚4年，我不會干。如果這輩子還要用一次大力氣，這是最后一次。”

　　龍應臺脫掉鞋子，赤著腳踩在草席上。在西裝革履的人群中間，她似乎并沒感到什么不自在，她把手背在身后，偶爾像小女孩一樣踮起腳，腰間細長的紅色皮帶若隱若現。身邊的官員一副“向長官報告”的姿態跟她聊天，她倒是大剌剌地開著玩笑，眉毛揚得高高的。不施粉黛，一對金屬耳環格外醒目。

　　這是一棟剛修復不久的日式建筑，房梁上的油漆剛剛刷過，鋪在地板上的草席帶著點夏天的味道。龍應臺有些驕傲地告訴在座，這個修繕后的“齊東詩舍”，將用于舉辦詩歌相關的活動，作為臺灣“詩歌復興的堡壘”。

　　就任臺灣“文化部長”兩年，龍應臺提了很多個“復興”，仿佛急著要為那個曾經她吶喊著改變的臺灣找回什么。“我知道現在臺灣人心里會有挫折感，也有很深的不安。可是這片土壤的人情和溫潤，是貫穿著整個臺灣文化的最珍貴的品質。”就職兩周年的交流會，龍應臺捧出了兩年來的第一篇文章，《溫潤，是臺灣最珍貴的品質》，文章末尾，署著她風格遒勁的簽名。

　　“也許你看見了別的什么，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看見了什么。”

　　我看見金門九十歲的董天補，坐在小板凳上彎著腰，低著頭，全神貫注地在一支燈上描繪花朵。他到市場買雪白的棉布和淡綠色的洋菜，把洋菜煉出的汁涂上棉布，扎上緊繃的竹架，然后把人家的姓氏和堂號描上，再細細畫上最代表歲月安好的牡丹花，就是人們結婚或新居落成時希望掛出祈求幸福的子婿燈。潔凈的小屋里有吃奶的嬰兒睜著萌眼觀看，屋外有啼叫的公雞在昂首散步。董天厭的燈，全臺灣僅此一家，‘文化部’將他的技藝列冊，提供傳習。

　　五月五日晚上，我看見蔡明亮從歐洲發來的簡訊：‘肯定要讓您驚嚇，這趟長征，我亦一路驚駭，小康在轉機（維也納到布魯塞爾）就小中風了。首演在提心吊膽下完成，但仍有可觀，反應很好。第二次他表現更驚人，今天醫生也說他有很大進步。剛助理傳來消息，票也賣光，比利時兩大法語報也給高度評價，我稍稍放心——此行簡直如唐僧西天取經的九九八十一難，菩薩保佑。’蔡明亮和李康生正在‘文化部’所支持的歐洲巡演途中。”

　　龍應臺依舊是個會講故事的人，她用并不明亮的嗓音說著在每個角落里她看到的溫潤臺灣，也感慨著兩年來傾注心血的文化立法和文化工程，略帶唏噓，但溫暖的氛圍并未持續太久，被一個聲音忽然打破了。

　　“前兩天在出版產業座談的時候，‘部長’回答一個問題時說，對電子出版的商務模式不太了解。這個消息出來之后，回響相當的熱烈。我們的留言區非常熱情，大家都說，怎么辦，怎么辦，我們的‘文化部長’不知道電子出版是什么！這一點是不是可以請‘部長’解釋一下？”一位臺灣媒體記者舉著話筒，有些興奮。

　　“哈，我怎么可能不知道電子出版是什么呢？”龍應臺的笑意仍掛在臉上，語氣肯定地糾正。“那天是意外的有一位朋友提問，說‘你作為作者，為什么自己的書都沒有出成電子書？’我的回答是，兩年半前，當我仍是作者的時候，有人來和我談書的電子出版，但我覺得那個模式還不是很成熟。”

　　話題很快轉向了別處。此時的龍應臺，周身披著件看不見的鎧甲，每一句不經意的談笑背后，都是準確的信息、縝密的邏輯，和小心翼翼的拿捏。她知道，哪怕說錯一個字，第二天的報紙內容都可能是另一番天地。

　　很多天后，《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和她聊起相關的話題，龍應臺先是開了句玩笑，繼而苦笑，接著沉默了幾秒鐘，很認真地說，“這次回來，很多東西都變了。”很多原來是在“主持公道”的人，也變成了拿著弓箭隨時準備放的。她原本以為，所有該經歷的辛苦，早在多年前做臺北文化局長的時候，就經歷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