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每所醫院平均每年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次

　　法律如何護航醫改向“深水區”挺進？

　　近日，農工黨中央調研組赴浙江、山東調研——

　　用中國辦法破解醫改世界難題（議政·民主黨派調研行）

　　隨著醫改向“深水區”推進，法律的護航作用日益凸顯。制定一部《基本醫療衛生法》鞏固改革成果，并推動、引導和保障醫改向縱深發展，已經成為一道時代課題。日前，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的組織協調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率領農工黨中央調研組深入浙江和山東，就“衛生立法推動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展開調研。

　　調研組從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創新國家治理體系的戰略角度，針對當前醫改的重點難點問題，深入調研和探討《基本醫療衛生法》的定位、思路、原則、結構等問題，努力“用中國式的辦法，解決醫改這道世界難題”。

　　改革薪酬制度——

　　立法應充分調動醫生積極性。醫生靠技術吃飯，不再靠賣藥賺錢，有利于重建醫患信任

　　4月1日，浙江省所有公立醫院在全國率先實行藥品零差價，結束“以藥補醫”時代。

　　浙江人口占全國1/26，用藥超過全國的1/10。全省每年藥品采購花費550億元，人均一年吃藥1000元，位居全國之首。取消“以藥補醫”后，怎樣避免“按下葫蘆浮起瓢”，出現“檢查費用”補醫、“過度醫療服務”等問題？

　　“關鍵在于拿什么補醫，拿什么保障醫生的收入。”陳竺認為，能否充分調動醫生的積極性，事關醫改的成敗。

　　“醫生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高技術的職業。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曾說，在一個社會中，醫生和律師的勞動報酬應該比較高，因為我們把健康委托于醫生，而把財產有時甚至是生命和名譽委托于律師。”陳竺指出，國際上，通常是最優秀的學生才從醫，醫生收入是社會平均水平的3—5倍。而當下我國80%的醫生子女不愿學醫。考慮調動醫生的積極性，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建立符合醫生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基本醫療衛生法》中應有重要一章。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姒健敏建議，由于多數大醫院承擔醫、教、研任務，立法中可規定醫生薪酬包括若干津貼，如教學津貼、研究津貼、艾滋病等傳染科、放射科等特殊崗位津貼等，多勞多得，優勞優得，上不封頂。

　　“我們取消藥品加成后，‘以技養醫’，在不增加患者總體負擔的前提下，調高醫療技術服務價格，但不超過以往藥品收入的90%。”浙江省副省長鄭繼偉介紹。

　　“浙江藥品零差率的意義，在于改變了醫院和醫生的收入機制。”陳竺認為，醫生靠技術吃飯，不再靠賣藥賺錢，有利于重建醫患信任。

　　近年來，暴力傷醫事件呈“井噴式”爆發。據中國醫院協會調查統計，每所醫院平均每年發生的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次。醫患沖突愈演愈烈的背后，是以藥養醫體制積弊造成的醫患信任缺失。

　　如何破除以藥補醫體制，如何依法維護正常的醫療秩序，是立法繞不開的難題。打擊醫鬧也要有法可依，解決醫患糾紛須健全法律法規，《基本醫療衛生法》對此要有重要一筆。

　　推行分級診療——

　　立法鞏固“標準化醫生”培訓制度，解決基層“人才短板”。可以不把普通門診列入大醫院的職責

　　“如今，浙江鄉鎮衛生院與縣醫院實現聯網，但患者有病仍奔縣醫院。縣里查出病，一定要去杭州、上海或北京看。因為交通太方便了。”浙江省政協副主席、農工黨浙江省委會主委姚克感嘆。

　　近5年，醫改重點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傾斜，但是，百姓大病小病還是往大醫院跑。大醫院像菜市場，人滿為患，醫患關系怎能不緊張？陳竺說，上海大醫院現在門診時間是5分鐘，下一步將縮減到4分鐘。一名醫生半天內看五六十個病人，哪有時間與患者更多交流？而缺乏溝通就容易引發誤解和糾紛。

　　“無序就醫必須改。我們花了一年時間探討對策，但討論之后覺得實施困難。”鄭繼偉說，“因為百姓看病已形成習慣，想去哪去哪。如果縣醫院把得嚴，會加劇醫患矛盾，增加暴力傷醫事件。把得松，又形同虛設，給醫院增添麻煩。”

　　“這就需要我們在立法中，強調權利與義務的均等。”陳竺表示，公民享有公共衛生、基本醫療服務和基本藥物等權利，也承擔義務，如遵守在政府組織的醫療服務體系中分級診療的秩序；通過法定程序，處理醫療糾紛等。

　　姚克認為，分級診療必須推，否則基層永遠強不起來。目前，心腦血管病等慢病成為我國居民健康的頭號“殺手”。防治慢病的主戰場在基層，社區“守門人”健康管理做不好，糖尿病等慢病患者出現眼盲、腎衰等并發癥，醫保托不起底。

　　推行分級診療的前提是解決基層“人才短板”。由于大醫院的“虹吸作用”，縣級公立醫院骨干人才流失嚴重。浙江省衛生計生委主任楊敬認為，解決人才問題，建立基層定向培養制度比較好，培養留得住、用得上的適用于基層的衛生人才。

　　“《基本醫療衛生法》中，應鞏固我國業已啟動的規范化住院醫師培訓制度。到2020年新進入縣級公立醫院的必須是經過培訓的‘標準化醫生’，可緩解基層‘人才荒’。”山東省政協副主席、農工黨山東省委會主委王新陸說。

　　“立法中，我們可以不把普通門診列入大醫院的職責。”陳竺提出，大醫院的責任應傾向于專科門診和疑難重癥，以及指導和提升基層醫療服務。眼下，醫療糾紛多發生在大醫院的普通門診，三五分鐘打發式的門診，醫生叫苦，患者不滿。分級診療建立起來后，大醫院的急診保留，普通門診可取消。大醫院還要取消健康體檢等一般性服務，防止這邊是患者住不上院，那廂是住院后進行常規體檢，延長床位周轉時間。

　　引導社會辦醫——

　　建立一個競爭性的社區“守門人”制度，釋放“鯰魚效應”，“反推”公立醫院改革

　　走進浙江省最大的精神病專科醫院——溫州康寧醫院，像走進了酒店賓館。窗紗飄曳，花香氤氳，笑臉相迎的醫護人員身后，“敬佑生命，謙卑服務”的院訓映入眼簾。16年前，院長管偉立和妻子王蓮月放棄公立醫院的“鐵飯碗”，創辦了這家民營醫院。多年來，他們秉持“救助一人，挽救一家”的理念，設立康寧精神疾病救助基金，資助困難患者，使他們看得起病，住得起院，康復回歸社會。

　　好醫院不止姓“公”。陳竺感慨，精神疾病患者多來自貧困家庭，國外綜合醫院有私人辦的，但精神病專科醫院多是政府舉辦。溫州康寧醫院適應市場需求創建，并能躋身國家臨床重點專科，成為全國第一家三甲精神病專科民營醫院，不僅促進醫療衛生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有效利用，更“反推”公立醫院改革。

　　醫改進入“攻堅期”，公立醫院改革是塊難啃的“硬骨頭”。這些年，城市門診量超萬人次的大醫院數目迅速增加，但服務質量和效率并未提高。基層醫療機構雖然人員待遇、設備硬件得到提升，但推諉病人的現象時有發生。

　　“有競爭才有活力。這些年，我國公立醫院挾政策、人才、技術與品牌優勢，占據90%的市場份額，民營醫院成氣候的不多，沒有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王新陸認為，深化公立醫院改革的關鍵在于社會辦醫，釋放“鯰魚效應”。

　　陳竺提出，在《基本醫療衛生法》中，應給民資留出政策空間，把引領性的法律制定下來。比如，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公立大醫院和社區醫療機構的改制重組。

　　如今，上海瑞金等公立大醫院剝離“特需醫療”，全部放到兩大醫學園區——上海國際醫學園區和新虹橋國際醫學中心的高端醫療市場，切實讓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

　　在這兩塊醫改“試驗田”里，社會資本與公立醫院“特需服務”資源對接，新醫院采取混合所有制模式，大醫院的高水平醫生定向“多點執業”，5天工作日中拿出一天來此出診。這些“鯰魚”的服務理念、醫生薪酬制度等，將“反推”公立醫院改革。

　　基層醫療也應引入社會資本，建立一個競爭性的社區“守門人”制度。對于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政府主要是花錢購買。改革醫保支付方式，打破醫保定點主要集中在公立醫療機構的局面，無論哪種所有制，一律同等對待。允許參保居民自由選擇首診機構和家庭醫生，促進醫療機構之間合理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