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jù)

　　不承認的“口供”

　　去年12月2日，他主動打破了關于那段往事的沉默。

　　那天，已恢復工作、到民政局上班的于英生很興奮。

　　蚌埠市民政局的劉先生回憶，于英生進門就說，“新聞見報了，我老婆的案子兇手抓到了！”他時而長嘆，仿佛大仇得報，“你說巧不巧，我老婆被害也是12月2日，也是星期一。”

　　1996年12月2日，于英生早起上班。最先發(fā)現(xiàn)妻子韓露遇害的是她父親，老人看見，原本在廚房的煤氣罐擺放在床邊，煤氣閥門開著，附近還點著根蠟燭。20天后，于英生涉嫌故意殺人被批捕。

　　證據(jù)呢？

　　在彼時“重口供、輕證據(jù)”的年代，于英生的口供最終成了定案的依據(jù)。

　　但于英生說，在公安局接受訊問的七天七夜里，直到最后他也沒承認殺人。

　　那七天，警察分成四班，24小時輪流審問，不讓睡覺，不讓休息，“就這樣我也沒承認。”警察問他死者體內的精液是誰的，于英生說不知道，警察就反復問，直到DNA鑒定報告顯示，樣本99.99999％與于英生不符，他們才作罷。

　　連續(xù)的審問讓于英生神志不清，警察就讓他假設，假設你了解案情，過程應該是怎樣的？讓他給警察分析一下。

　　口供錄完了，盡管8歲的兒子前后有三份證言，說爸爸媽媽從不吵架，但于英生還是成了殺妻嫌疑人。

　　讓于家至今耿耿于懷的，是當初在現(xiàn)場留下的兩枚指紋。

　　“法律本身沒有問題，只是運用法律的人，有時還有著私念和偏見。希望我的遭遇能讓執(zhí)法者把視野放得更遠，讓與我有相似苦難的人獲得自由。如果我的經歷能換來司法的進步，我愿意做一塊鋪路石，這不是擺高姿態(tài)，是心里話。”

　　——17年冤獄當事人于英生

　　按照當年警方的說法，現(xiàn)場除了于英生一家三口的指紋，再沒有外來指紋信息；于英生說，后來省檢察院復查案件，到蚌埠搜集證據(jù)時，卻發(fā)現(xiàn)了兩枚陌生的指紋。

　　時至今日，省市兩級檢察院都拒絕再提及此事，但巧合往往讓人有意無意地將事情勾連在一起。

　　1998年2月，因為證據(jù)不足，于英生的案子已被市檢察院退查了兩次。看守所所長告訴他，他可能被無罪釋放，“但問題是馬上市里開兩會，公安局長就要到檢察院做檢察長，如果真這樣，肯定出不去。”

　　“如果”變成了現(xiàn)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