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的實際困難就是這樣，如果企業按標準治理，消除環境風險，就會影響業績；政府整改企業，又會影響當地的稅收、GDP和就業。這些問題的原因是環境價格市場和成熟或良性運轉的資金機制遠遠沒有形成。”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中心專家在4月29日舉行的“綠色經濟研討會——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對策”會議上表示。

　　河北省當前的選擇是在降低高耗能產業投資的同時，增加對其他行業的扶持力度。來自河北省統計局數據的顯示，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增長36.3%，快于全省固定資產投資21.2個百分點。服務業增加值占全省生產總值比重為33.1%，同比提高1.4個百分點。而高耗能行業增加值下降2.5%，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43.4%，同比下降4.3個百分點。

　　這使得該省一季度節能降耗成效明顯。規模以上工業能耗5194萬噸標準煤，同比下降4.6%。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81%，超過年度下降7%的目標。

　　除了河北省“騰籠換鳥”的思路之外，李佐軍對記者表示，穩增長不應在破壞環境上找出來，而要在破壞環保以外另找增長出路。在他看來，可以依靠科技進行技術改造，提高生產效率上尋找出路。如何在新環保下穩增長與平衡兩者關系？

　　對此，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發展部副部長、研究員張永生提出“綠色發展范式”的概念。他說：“現有的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需要改變的不止是民眾信心的修修補補，而是根本的發展范式的變化。”在他看來，倫敦、洛杉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徑并不可行，傳統認識認為政府采取的綠色行動會阻礙經濟發展，而實際上通過對資源的合理配置，有可能使資源向驅動經濟更具競爭力的結構轉變，這個結構會帶來更高的效用。

　　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中，其一，推動建立基于環境承載能力的綠色發展模式；其二，引入多元主體共治和加重行政監管部門的責任。一個是從發展模式上引入“綠色”變量，另一方面是增加了參與監督的主體和污染的懲處成本，這樣的機制寫入法律，對于地方政府未來的產業政策設計進行了約束。

　　“環保型”增長缺少“資本力量”

　　此次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中，加大了對污染企業的懲處力度，建立環境違法信息記入誠信檔案，并明確對污染企業按日連續計罰，罰款將上不封頂。

　　“新《環境保護法》對守法企業是激勵，但對違規違法企業影響較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倒逼一些企業通過技術進步與產品升級尋找出路。”李佐軍表示。

　　鄭州鐵維?？萍加邢薰句N售負責人趙海新向記者表示，由于鋼鐵與水泥減產，該企業的潤滑脂受影響較大。鄭州鐵維?？萍加邢薰臼且患疑a潤滑脂的企業，產品主要供應水泥、煤碳以及鋼鐵等行業。

　　據趙海新向記者透露，現在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引進納米研磨機，由于此領域屬于朝陽產業而看好其發展前景，同時也有助該公司開拓新的業務盈利渠道。

　　在王軍看來，加強環保和穩增長之間，以往被視為對立的關系，但是如果處理得好，可促使地方政府與企業增加環保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新增投資，有助穩增長。

　　有投資機構曾經做過測算，基于中國改善空氣質量的需求，中國市場上對于綠色環保的產業投資需求將達到每年兩萬億元。

　　“但是目前，真正愿意進入這個市場的資金并不多。”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認為，我國對于環境風險的解決不僅是一個末端治理的問題，很大程度上需要從經濟結構、能源結構和交通運輸結構綜合考慮。

　　“環保類項目盈利遠低于污染型項目。”他表示，目前煤炭產生的污染是清潔能源的10倍；中國城市當中地鐵出行的比例僅占7%，在很多發達國家的大城市甚至高達90%，而北京同樣的運輸量，私家車產生的污染是地鐵的10倍，這三個比例失調顯示的是此前社會資金沒有投到對的領域去。

　　“環保不單是一個末端治理的問題，觸動的是社會發展思路的變革。包括財政需要發揮其在國家治理的基礎作用，這個作用體現在其功能發揮的一系列手段上，而這些手段連成的機制體系，應該同當今所強調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這一論點打通。”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賈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