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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與賈大山交往紀事

　　李春雷

　　農歷癸巳年末，河北作家康志剛在其博客上貼發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于1998年發表的一篇悼念文章《憶大山》，記述了一段塵封的往事，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文章經《光明日報》等多家報刊轉載后，引起國人強烈關注。臘月二十三，我趕到正定，拜訪了幾位當事人。舊事重溫，感慨良多……

　　1982年3月，習近平到正定縣任職后，登門拜訪的第一個人就是賈大山。

　　但是，兩人的初次見面并不順利。

　　關于這次見面的地點和人員，坊間流傳多種說法：有說是在大山家里，有說是在其辦公室，有說他正在與眾文友聊天，還有文章明言在座者只是李滿天。

　　采訪中，筆者曾多方考證，得到的事實是：當天晚飯后，習近平請李滿天陪同，一起去尋訪大山。先是去家里，不遇，后又趕往其供職的縣文化館。

　　李滿天不是他人，正是經典歌劇《白毛女》故事的第一位記錄整理者，時任中國作協河北分會主席，在正定縣體驗生活，是大山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彼時，大山正在辦公室里與幾個文友討論作品。他當過老師、編劇、導演和演員，博聞強記，口才極佳。那是一個文學的年代，到處是文學青年，到處是文學論壇。他的屋內，更是常常訪客盈門。

　　李滿天是常客了，不必客套，而習近平穿著一件褪色的綠軍裝，雖然態度謙恭，滿臉微笑，但畢竟年輕啊，像一名普通的退伍兵，又像一個青澀的文學青年。或許正是因此，當兩人進來的時候，談興正濃的大山就沒有停止他的演說。

　　近平悄悄地坐下來，靜心地聽，耐心地等。

　　等了一會兒，趁大山喝水的間歇，李滿天上前介紹。大山這才明白，面前這位高高大大、清清瘦瘦的青年，就是新來的縣委副書記。

　　接下來，賈大山的反應讓習近平印象深刻。2009年7月號出版的期刊《散文百家》，整理發表了習近平2005年回正定考察時的錄音：“我記得剛見到賈大山同志，大山同志扭頭一轉就說：‘來了個嘴上沒毛的管我們！’”盡管這話是大山對著滿天壓低聲音說的。

　　我們實在無法臆想當時的場景，抑或大山的語氣和表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時的賈大山還不到40歲，已獲得全國大獎，作品收入中學課本，聲名正隆，風頭日盛，加之天生淡泊清高的性格，面對這個比自己年輕十多歲的陌生的縣領導，有一些自負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習近平并沒有介意，依然笑容滿面。

　　現場的空氣似乎停滯了一下。但不一會兒，氣氛就重新活躍起來。主人和客人，已經握手言歡了。

　　習近平在《憶大山》一文中記錄了當時的情景：“雖然第一次見面，但我們卻像多年不見的朋友，有說不完的話題，表不盡的情誼。臨別時……我勸他留步，他像沒聽見似的。就這樣邊走邊說，竟一直把我送到機關門口。”

　　那是一個早春的晚上，空氣中飄浮著寒意，也一定彌漫著芳香。因為，所有的花蕾，已經含苞待放了……

　　正定古稱常山、真定，春秋時期為鮮虞國。秦立三十六郡，常山有其一。自漢至宋元，真定始終居于冀中南龍首之位，與北京、保定并稱“北方三雄鎮”。明清至民初，包括石家莊在內的周圍14個州縣，皆屬正定府轄區。

　　正定城墻周長24華里，設四座城門。每座城門均用青條石鋪基、大城磚拱券，并設里城、甕城和月城三道城垣。這種格局十分鮮見，足以說明正定作為京南屏障的特殊地位。高大的城圈內，有九樓四塔八大寺，更有著眾多的商鋪、戲院、酒肆和茶樓。“花花正定府，錦繡洛陽城”，此之謂也。

　　古城正定，敦厚、傳統且深邃，像一株繁茂的大槐樹，綻放著細密的葉芽和花穗，散發著濃郁的清香和氧氣。

　　賈大山1942年7月生于古城西南街，祖上經營一家食品雜貨店鋪，家境小富。說起來，他的出世頗具傳奇。父母連著生產八個姑娘，直到第九胎，才誕下這個男丁。他從小備受寵愛，吃、穿、玩、樂悉聽尊便。他喜歡京劇，愛唱老生，還能翻跟頭，拿大頂。他更愛好文學，中學期間便開始發表作品。

　　高中畢業后，因為出身歷史等原因，大山未能走進大學。他先是去石灰窯充當壯工，后又被下放農村。

　　正是這種特殊的人生際遇，他熟悉了市井文化和農村文化。這兩種文化交融發酵，蒸騰升華，促使他成為一名作家。1977年，他發表短篇小說《取經》，震動文壇，并在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中折桂，成為河北省在“文革”之后摘取中國文學最高獎的第一人。無限風光，一時無兩。

　　大山身材中等，體魄壯實。關于他的面貌，他的朋友鐵凝曾經有過一段精準的描述：“面若重棗，嘴闊眉黑，留著整齊的寸頭。一雙洞察世事的眼：狹長的，明亮的，似是一種有重量的光在里面流動，這便是人們經常形容的那種‘犀利’吧。”

　　賈大山，的確是一位奇才。

　　他的創作習慣也迥異常人：打腹稿。構思受孕后，便開始苦思冥想，一枝一葉，一蘗一苞，苞滿生萼，萼中有蕊，日益豐盈。初步成熟后，他便邀集知己好友，集思廣益。眾人坐定，只見他微閉雙目，啟動雙唇，從開篇第一句話，到末尾最后一字，包括標點符號，全部背誦出來，恰似京劇的念白。他的記憶，猶如一個清晰的電腦屏幕。朋友提出意見后，他仍在腹內修改。幾天后，再次詠誦。

　　三番五次之后，落筆上紙，字字珠璣，一詞不易，即可面世。

　　幾天后的一個晚上，賈大山走進了習近平辦公室。

　　關于他們相約的方式和過程，我專門采訪當年的縣委辦公室副主任朱博華和王志敏。他們告訴我，那時沒有別的通訊手段，是近平打電話到文化館，與大山約定的。

　　縣委大院在古城中心，坐北朝南，歷史上即是正定府衙所在。走過門口的兩棵老槐樹，在過去正堂的位置，是一座主體建筑——穿堂式組合瓦房。瓦房的北面，是兩條甬道，甬道中間和兩側，共有三路五排平房，灰磚藍瓦，南北開窗。近平的辦公室兼宿舍，就在西路最前排的東段。

　　只有一間屋子，兩條板凳支起一個床鋪，一張三屜桌，兩把磚紅色椅子，一個暖瓶，一盞燈泡。沒有書架，成群的書們，或躺在桌面上，或站在窗臺上。屋內最醒目的物品，是窗臺上的兩尊仿制唐三彩：一峰駱駝和一匹駿馬，那是北京朋友贈送的紀念品。

　　坐下之后，他們認真地互通了年庚。大山屬馬，近平屬蛇。大山年長11歲，自是兄長了。

　　然后，開始一邊喝茶抽煙，一邊聊天。茶是那種最普通的花茶，煙呢？名曰“荷花”，每包1角5分錢。聊天的內容由遠及近，先是古往今來，國外國內，后來便集中于正定的歷史和現實。

　　他們的確有著那么多的相似啊。都曾因家庭問題而下鄉：“文革”開始后，年少的近平受父親冤案的牽連，挨過批斗，受過關押，到陜北農村插隊時，他還不滿16歲；大山也是因為出身商人之家，被打入另冊，1964年即被遷出縣城。都在農村里風雨磨礪：那些年，近平種地、拉煤、打壩、挑糞，什么累活臟活兒都干過，窯洞里跳蚤多多，他被咬得渾身水泡；大山一年四季干粗活兒，秋后種麥拉石砘，兩個肩膀紅腫如絳。他們又都在磨礪中收獲成果：為了拓廣農田面積，寒冬農閑時節，近平帶領鄉親們修筑淤地壩，他還組織村里鐵匠成立鐵業社，增加集體收入，后來，他被群眾推舉為大隊黨支部書記；大山在村里擔任宣傳員，自編自演了多部小戲，不僅搞活了小村的文化生活，還多次獲得河北省和華北地區文藝匯演一等獎。

　　最讓人稱奇的是，他們的知青歲月，竟然都是七年。

　　對現實問題，他們也有著驚人的相同看法。比如對正定“高產窮縣”的剖析，對如何修復和整理正定文物，對社會上某些不正之風……

　　兩人分手時，已經凌晨三點了。

　　縣委大院已經關閉，門衛的窗戶漆黑漆黑。大門兩側是兩個高大威武的磚垛，中間是兩扇鐵門。鐵門下部是生硬的厚板，上部是空格的欄桿，足有兩米高。

　　兩人面面相覷。夜半天寒，實在不忍打擾熟睡的門衛。

　　這時，近平蹲下身去，示意大山上去。大山不知所措，卻又別無選擇，只得手把欄桿，小心翼翼地踩上肩膀。近平緩緩地站起來，像是一臺堅實的起重機，托起了大山。大山練過功夫，身手矯健，雙手一撐，噌地一下，便翻越而過……

　　兩人相視一笑，隔門道別。

　　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約見一次。有時是在近平辦公室，多數是在大山家里。

　　晚飯過后，近平安步當車，款款而來。

　　走出縣委大院，沿府前街南行，路東是常山影劇院和百貨商店，路西則是一些小商鋪、醬菜廠和服裝廠。府前街盡頭是中山路，西北拐角處便是大山家世代經營店鋪的原址。西行20余米，路南是文化館、印刷廠和建筑公司，北側則是各種雜貨門市和住戶。走到育才街，向南300米，左邊一個低矮的門樓，便是賈府了。

　　大山老宅是一個東西狹長的院子，院內有一棵大槐樹。夏天到了，槐花如雪，滿院馨香。

　　近平見過大山愛人，頷首，微笑，稱一聲“嫂子”。

　　嫂子和大山便把客人迎進北屋。這是大山夫婦的臥室兼會客室，只有十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柜、一桌、一對沙發和一張茶幾。

　　賓主落座，女主人在茶杯中注滿開水后，便到隔壁孩子房間休息去了。

　　總是有著說不完的話題。

　　大山是地道的正定通，對家鄉歷史的來龍去脈，每一座塔，每一尊佛都了如指掌。初來乍到的近平，在不長時間內也能對本土文化說古論今、談笑自若，著實讓他刮目相看。大山二十多年來潛心鉆研戲曲、文學等，但沒有想到的是，近平對這些領域的閱讀和思考同樣廣泛深入，很多見解令人耳目一新。大山年屆不惑，歷經坎坷，對社會人生深有體悟。然而，比自己年幼十多歲的近平，很多看法竟然不謀而合。大山對近平的尊重之情油然而生，總喜歡同近平交流，也非常看重近平的意見和見解。

　　當然，他們也有著諸多差異。

　　近平看書多且雜，更側重于政治、哲學和經濟，而大山尤專注于文學、史學和佛學；對于現實，近平是一個積極者，即使身處逆境，前途迷茫，他也始終樂觀，胸懷夢想。當時，知識青年“返城熱”余波未了，城市青年“出國熱”高潮漸起，別人都在想方設法地回城或出國，他卻主動申請回到農村去，從基層干起。而大山則是一個逍遙派，淡泊名利，無心仕途。他上學時未入團，上班后未入黨。省作家協會多次調他去省城工作，他堅決不去，專門為他舉辦了一次作品研討會，他居然沒有出席。

　　但大山畢竟是一名作家，職業特點就是關注現實，解剖現實。他得獎的《取經》《花市》等作品，就是以政治視角描寫基層干部和普通農民。對這座縣城，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他有著深深的熱愛和關注，心如烈火燃燒，眼似燈盞明亮。

　　所以，在根本上，他們又是相同的。

　　同與不同，相互溝通，互通不同，通而后同。

　　這樣的聊天，不知不覺就到了午夜兩三點鐘。

　　為什么總是這么晚呢？他們都是“文革”的過來人，開會到凌晨是家常便飯，而且當時也沒有別的娛樂形式，讀書，或與好友聊天是知識分子最好的消夜方式了。最關鍵的，還是他們心意相通，志趣相投，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相守難舍。

　　出門后，大山會執意相送。于是，他們便接續著剛才的話題，一路邊走邊聊，直到縣委門口。如果大門關閉，大山會自然地蹲下去。這時，近平也不再客氣，踩上肩膀，輕手輕腳地翻越過去……

　　關于他們聊天的日期，我也常常疑問。近平身為縣委領導，每天工作繁忙，而且又是嗜睡的年齡。他們相約深談的時間，是否多在周六晚上？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利用第二天的休息日（當時每周只休星期日一天），補充睡眠。

　　我曾就此詢問時任副縣長的何玉女士，她說這屬于私人交往，工作日志沒有記載。而大山夫人則說，大山沒有日記，具體日期無法查詢，但他們倆人的熬夜是功夫，經常徹夜不眠，聊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