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政府變革碳匯交易爭取主動權

　　就在長沙縣積極試點“零碳縣”，建立碳排放權模擬交易系統的同時，2013年11月11日，在華沙召開的2013年度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談判持續了40多個小時，其中，“碳匯交易”成為各方廣泛關注的熱詞。

　　所謂碳匯交易，是基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對各國分配二氧化碳排放指標的規定，創設出來的一種虛擬交易。發展工業而制造了大量溫室氣體的發達國家，在無法通過技術革新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對該國家規定的碳排放標準時，可以采用在發展中國家投資造林的方式，增加碳匯，抵消碳排放，從而降低發達國家本身總的碳排量的目標。

　　簡單地說，所謂碳匯交易，就是發達國家出錢向發展中國家購買碳排放指標，一些國家通過減少排放或者吸收二氧化碳，就可以將多余的碳排放指標轉賣給需要的國家，以抵消這些國家的減排任務。

　　“中國如果通過速生草固碳技術大量固定二氧化碳，就可以將相應的碳排放指標轉賣給其他國家，不但能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還能從根本上逆轉我國在氣候變化談判中所遭遇的困境，變被動為主動，履行減排承諾，推翻國際社會對中國日益增加碳排放的指責，為中國積極制定國際規則爭取主動權。”雷學軍說。

　　相比目前二氧化碳買賣指標的虛擬交易，速生草固碳交割的是標準碳產品，這一“實體交割”模式，或將在諸多方面改革現有的碳匯交易方式。首先，標準碳產品的固碳量是可準確計量的，將標準碳產品制成體積、重量相同的標準碳，可實現碳匯交易的準確計價，填補了國際碳交易產品不能準確計量的空白；其次，標準碳產品相比“森林碳匯”固碳效率更高，且不用占用大量土地，成本大大降低了。

　　從虛擬交易到實體交易，從森林碳匯到植物碳匯，“打開了碳匯交易的新思路。”楊懿文書記介紹說，未來長沙縣將加大對項目的扶持力度，爭取制定出第一個速生草固碳封存技術標準，創設標準封存倉庫和標準碳交易制度，加快推進項目建設。

　　對于未來標準碳交易制度的推廣，雷學軍建議創立《國際植物碳產品封存與碳排放權交易新公約》，將標準碳交易推向國際。此外，據了解，在中國國內，有關國家層面碳排放控制、碳交易的頂層設計也正在研究之中。未來標準碳交易制度，或將在更大范圍內得到普及推廣。

　　記者在科研基地采訪時，遇到了來此調研的相關政府部門的幾位領導和專家，其中一位專家評價說，當年蘋果砸出了英國物理學家的“牛頓定律”，刈割韭菜則啟迪了中國化學家雷學軍；“種植速生草本植物實現大氣二氧化碳負增長”這一樸實的科學思路，蘊藏了革命性技術的大智慧，希望這一中國自主創新的技術，經過進一步的科學探索和實踐應用，真正為解決大氣污染問題找到一條新出路。

　　專家點評

　　科技部調研室主任胥和平：

　　速生草固碳技術為固碳、碳匯開拓新思路

　　尋找適宜的固碳技術，真正實現碳收集和封存，以減少大氣中存在的碳存量，對解決全球氣候變化非常關鍵。人們過去的努力，一方面是通過專用技術收集人類生產生活的碳排放（如重大動力裝備的碳排放），但目前仍然是技術成本高、數量規模小；另一方面，則是希望通過森林吸碳、固碳，但森林固碳周期長且是階段性的，最終仍形成碳排放，未必真正形成碳封存，因而仍沒有解決碳存量的減少問題。

　　通過速生植物固碳，為我們解決碳排放問題打開了新思路。

　　這種技術利用植物的自然光合作用轉化二氧化碳，能將大量的二氧化碳固封在植物體內，并通過速生植物加工實現碳封存。大面積種植一年多次刈割的速生草，如種植皇竹草、蘆葦等速生草，可以充分利用劣質土地，像河灘、海岸等資源，實現大規模的碳收集、封存，可以大大降低碳收集、封存成本，有效降低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為高效解決碳排放、碳捕捉問題找到了一條重要途徑，對推動從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近年來，由于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斷上升，受到國際社會不少指責。對此我們要客觀地、歷史地看問題，要積極應對措施。雖然我們歷史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少、轉移排放量大（西方高碳產業轉移到中國），但近年來我國人均排放量和排放總量迅速上升的形態，確實對我們提出了嚴峻挑戰。大規模的碳排放，已經嚴重影響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關系到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重大問題。在解決問題的思路上，我們不僅要控制高碳產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同時更要致力于碳收集和封存，以真正實現大氣碳含量的降低。速生草固碳技術及其引發的固碳產業發展（碳收集、封存、使用、服務等），以及碳匯交易方式變革（將森林碳匯變為植物碳匯），對中國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在國際談判上爭取主動，具有重要的意義。

　　駕馭高碳是贏家

　　湖南省精細化工研究所所長、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雷學軍

　　低碳經濟還只是個空洞概念

　　近年來，很多人在盲目推崇低碳經濟。但低碳經濟不僅需要強大的技術基礎，還會遏制經濟發展速度。低碳經濟不適合正處于發展階段的中國。

　　所謂“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最早出現在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在此背景下，“碳足跡”、“低碳經濟”、“低碳技術”、“低碳發展”、“低碳生活”、“低碳社會”、“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應運而生。同時，碳政治、碳課稅、碳產品、碳匯林、碳商人等統統被倒進一個鍋里，炒出了一個個讓人迷糊的碳概念。 

　　其實，大家都明白，在沒有找到實用、經濟、安全和充足的新型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之前，低碳經濟只能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盲目遵從西方發達國家倡導的低碳經濟模式，不僅會遏制經濟發展速度、喪失發展權利和發展機遇，還會在碳交易的國際競爭和國際談判中喪失主動性和主動權。

　　中國短期內難以擺脫高碳經濟

　　首先，中國正在加快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正處在能源需求和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階段，碳排放總量仍會不斷增加，短期內碳排放總量有可能位列世界第一。在現有能源結構下，要想有效地降低碳排放總量，唯一的辦法就是停止經濟發展，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國正經歷“高碳”特征突出的“發展排放”。

　　其次，富煤、少氣、缺油的資源條件，決定了中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低碳能源資源的選擇有限。電力中，水電占比只有20%左右，火電占比達77%以上，“高碳”占絕對比例。

　　第三，我國經濟的主體是第二產業，這決定了能源消費的主要部門是工業，而工業生產技術水平落后，決定了我國經濟的“高碳”特征。例如，工業能源消耗占能源消耗總量高達約70%，特別是采掘、鋼鐵、建材、水泥、電力等高耗能工業行業的能源消耗量又占了能源總消耗量的約60%。

　　第四，粗放的工業技術是降低碳排放量的瓶頸。我國整體科技水平落后，技術研發能力有限。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但實際情況與之相差甚遠，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所需高端技術，主要依靠商業渠道高價引進。

　　第五，商品出口和化石能源進口帶來的碳排放轉移。我國是一個商品出口大國，為外國人生產提供了大量的商品，豐富了他國的物質生活，卻把生產排碳的煙囪架在了中國大地上。

　　但是，已伴隨工業革命完成經濟發展的發達國家，現在卻大力提倡低碳經濟模式，主導國際碳交易規則，設置碳關稅等壁壘，借低碳經濟遏制中國發展。

　　誰駕馭了高碳，誰就是贏家

　　低碳經濟是一種積極的節約行為，但也是一種消極的發展概念，它必然會產生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負面效應。因此，必須轉變思路，尋找解決“高碳”出路。

　　目前，世界碳封存方法主要是工業封存和森林碳匯兩種。工業碳捕集和封存技術(CCS)的弊端是投資大、能耗高、成本高、存儲有泄漏風險等；森林碳匯則存在種植面積有限和殘枝落葉腐爛等二次排放問題。

　　碳捕集和碳封存，難道真的就是人類無法解決的世紀難題嗎？

　　其實，從化學角度看，碳排放和碳捕集是一個極其簡單的自然過程：生物質的使用和燃燒，向大氣中釋放CO2，再利用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吸收大氣圈中的CO2轉化成生物質。再使用，再獲得，周而復始地循環，謂之循環經濟。

　　基于這一思路，我發明了用速生草本植物捕碳、儲碳的專利技術，這是中國人在全球高碳領域的技術突破。速生草本植物制備的碳產品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可準確計量的碳交易產品，可改變現有的國際碳匯交易標準，引導國際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新秩序的建立。同時，我國應迅速建立科學的碳稅制度，用碳稅支持新技術實施，應對和破解發達國家設立碳關稅遏制我國對外貿易壁壘。

　　進行碳交易的碳產品，應該是存世量大，可實現大氣CO2負增長和可準確計量的、碳處于非循環狀態的靜碳產品。最好的碳交易產品應該是碳分子和碳分子間能固定位置和體積的固態碳產品；其次是碳分子間能固定體積不能固定位置的液態碳產品；碳分子間不能固定位置和體積的氣態碳產品，只有在密閉容器內處于封存狀態時，才能作為碳交易產品；能夠向大氣中釋放碳的動碳產品不能參與碳交易。

　　研究掌握碳循環規律，對碳釋放、碳轉化、碳計量、碳封存、碳應用等碳循環過程實施技術控制、統籌和頂層設計，使我國能充分合理地利用沒有國界、沒有紛爭的大氣碳資源，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大量物質財富，創造生態文明，走出低碳經濟困局，成為駕馭高碳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