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廣謙，1955年出生于山東省東平縣。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著名經濟學家、金融學家，現任中央財經大學校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是人事部等七部委“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二層次人選”、“北京市首批青年學科帶頭人”、“財政部首批跨世紀學術帶頭人”、“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代表性著作有:《經濟發展中金融的貢獻與效率》、《中國經濟增長波動與政策選擇》、《中國證券市場》、《二十世紀西方貨幣金融理論研究進展與述評》、《中國經濟增長新階段與金融發展》等，發表論文100余篇。

　　其實直到現在，在校園里，我第一感覺自己還是學生，一直沒有間斷學習，有機會經常向老師求教、研討；同時，我的教師情節也很重，一直沒有離開講堂，喜歡和學生在一起；當然我也強烈意識到校長的責任，特別是在學校發展過程中遇到很多問題需要去解決時。想到問題，想到師生，想到未來，我覺得自己的責任更重了。

　　敲開王廣謙辦公室門的時候，這位被稱為“最有魅力的校長”正在伏案書寫，辦公桌上堆積如山的材料和書籍幾乎將他淹沒。“你先坐會兒，我馬上就好。桌子上的茶是我剛剛為你沏好的，喝點暖和下吧！”謙和、儒雅、忙而不亂，和記者心目中的學者形象完全吻合。

　　如果不是事先看過王廣謙的履歷，記者很難將他與赤腳醫生、軍人身份聯系在一起，王廣謙說，正是這兩段經歷給了他自信，教會了他責任，使他有了學習、做人，做人、學習的初步感悟，讓他一步步成為學者王廣謙、校長王廣謙、委員王廣謙……

　　■■　青年王廣謙:

　　我是一個快樂而幸運的人

　　經歷過“文革”的人，說起那段歷史，往往充滿忿恨與委屈。的確，即使未受迫害，也著實被那混亂的十年耽誤了青春與夢想，可王廣謙不同。雖然因為“文革”，王廣謙上了7年小學才畢業，初中的學習也很不正規，但王廣謙并不覺得自己不幸，他說，他那時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好人，做的每一次選擇也都被時間證明是正確的。“我時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幸運的人。”

　　對王廣謙人生命運產生最初和重要影響的是他的鄰居和表哥。鄰居是清末出生的一位老先生，也是王廣謙的一位遠親，學富五車卻懷才不遇。在學校“停課鬧革命”時，王廣謙就跟著這位鄰居讀書。鄰居精通歷史，特別是清史和民國史，兼及所有的中國古典名著，于是王廣謙跟隨著他進入了中國文化的殿堂。而表哥對王廣謙的影響則是他的見解、他做人的一種狀態。“表哥是66屆高三學生，那時，人心還很浮動時，他就盼望著‘文革’快點結束。不但自己從不放棄學業，還總是叮囑我要好好讀書，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時刻準備著’的化身。”

　　1972年底，高中畢業的王廣謙當上了赤腳醫生。在參加縣里舉辦的“醫生培訓班”學習的同時，為村里鄉親們看病。隨后的一年中，王廣謙將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這份神圣的工作中。“那時候農村缺醫少藥，很多農民根本不看病，就那么自生自滅，所以我時常很容易就能看好一個病人，得到鄉親們的信任。”王廣謙甚至為鄰居治好了多年不愈的癆病和腿病，這讓他很有成就感，也初嘗幫助別人的快樂，中醫書籍中的哲學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他辯證思考的能力和習慣，而西醫的學習，又培養了他的科學素養。

　　一年以后，王廣謙穿上了令人羨慕的綠軍裝。先是在部隊警衛連當通信員，后來大部分時間當文書。“文書這個崗位訓練不苦，晚上看書可以看得很晚，連部的一個小圖書室成了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我把里面的每一本書都看遍了。”《哥達綱領批判》、《共產黨宣言》、《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那個年代，王廣謙似懂非懂地讀起了《資本論》，又一點一點地“摳”起了《毛澤東選集》，里面的每一篇文章，包括注釋中的歷史典故、生字，王廣謙都一一查出，還做了20多萬字的學習筆記。

　　“那時候，雖然社會的大環境不是很好，但我對國家、對我身邊的人卻一直心存感激，我總覺得我欠社會的，應該盡我的能力去報答，去貢獻我的力量。當1978年初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后，我提出了復員申請，想實現小時候就萌發的大學夢，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復員后的王廣謙在準備參加高考的同時，成為當地一所中學的民辦教師。農村的孩子學習條件太差，王廣謙正是從那時起意識到了教書育人的重要性，也培養起了和學生們的感情。“為了學生們那渴望的眼神，我也一定要考上大學。”王廣謙暗下決心。

　　■■　學者王廣謙:

　　為國家發展盡一點點自己的力量

　　1979年，王廣謙如愿考上了大學，而且是中國財經領域的最高學府——中央財經大學的前身中央財政金融學院。“考大學之前我就想好了要報什么專業，該怎么努力。要多讀書，多思考，要在外語上多下功夫。”王廣謙說，在農村和部隊的經歷讓他對社會有了一點解讀的能力，那時候，他就意識到國家經濟會有大調整。歷史不能割斷，細心觀察，一系列的變化是可以預見的。

　　耐人尋味的是，王廣謙曾多次表示，之所以選擇學經濟，并沒有那種經世濟民、兼善天下的豪情壯志。“我對社會發生的變化很感興趣，讀書做研究就是想弄明白一點事兒。在這個基礎上，要是能夠產生一些想法，提出一點建議，為中國改革開放和國家建設盡一點點自己的力量，便感到無比欣慰了。”說這番話時，王廣謙的表情專心致志。也許，書讀得多了，讀得深了，便會這樣心素如簡，人淡如菊。

　　初入中財，物質條件極其艱苦，學校被煙廠占用，沒有上課用的教室，校園里堆滿了煙垛。“78級的同學一人領一個小凳子，三個班的學生在禮堂舞臺和第一排座位之間的通道上課，我們79級則是在校園路邊自己搭起的木板房里上課。同學們對知識有強烈的渴望，那積極向上的勁頭，一心想為百廢待興的國家作貢獻的抱負，現在回憶起來依然是無限感慨。”王廣謙在興奮中選擇了冷靜:讀書，老老實實讀書。本科和碩士在讀期間，國內為數不多的經濟學著作王廣謙幾乎都深研過，碩士畢業前已有20余篇論文發表。

　　7年的本碩連讀，讓王廣謙具有了豐富的知識儲備，1986年，剛剛寫完畢業論文，他就被借調到國務院發展中心做咨詢研究工作，同時，還在中財任教，每天要學校、中心兩頭跑。那三年，正值中國財政稅務、金融保險以及企業體制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王廣謙在著名經濟學家馬洪的帶領下，對企業改革、財稅改革、金融保險體制改革等問題進行了大量的調研工作，完成和參與了近20項調研報告和政策建議，為國家有關部門的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1988－1990年，王廣謙主持了國家“七五”課題“中國證券市場發展方向”的研究，他的《中國證券市場》一書，是我國以中國證券市場為研究對象的第一本理論專著，也是最早系統研究中國證券市場的研究成果之一；他的另一論著《當代西方金融理論》則詳細地介紹和獨到地評價了自凱恩斯以來，當代西方9大經濟學派在貨幣金融領域中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

　　至今耕耘數十載，王廣謙先后出版著述數十本，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作為我國知名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他針對中國金融改革和經濟發展提出的諸多創見，對中國經濟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社會需要很多人，關注社會發展是經濟學家的責任。不論是直接參與改革實踐還是專門研究學術，都需要沉靜下來，理智起來。”王廣謙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