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凌晨，蔣介石由重慶倉皇飛往成都。在飛機升空半小時后，重慶被解放軍占領。蔣介石到成都后，住在成都黃埔軍校北較場黃埔樓上，并由參謀總長顧祝同、錢大鈞、蕭毅肅等人在樓下設立起了臨時指揮部。蔣介石和幕僚們研究后認為，四川是守不住了，“決戰川西”只是一句空話，但對外又不能承認。當時要做的就是如何把胡宗南部安全轉到西昌去，然后在那里設立大本營，以表示大陸上還有地盤，以待“國際局勢的變化”。另外，如果可能的話，依靠胡宗南部先在成都附近打一次“漂亮仗”，阻止一下解放軍三面包圍夾擊之勢，再從容轉向西昌。在此背景下，蔣介石開始了他在大陸的最后一次閱兵。

　　1949年12月1日，蔣介石從重慶飛到成都，住在黃埔軍校本部，作為軍校最低層的學生來說，開始是不知曉的。但大家都有一種預感，近幾天校方指令性讓軍校全體師生理發剃須，換洗衣服，根據以往經驗，猜知是蔣總裁又來校了。待軍校黃埔樓官邸周圍的警衛團衛兵換成了學生兵，軍校學生更證實了自己的猜測。但校部還通知學生停止操課，將教室課桌內個人物品一律收拾拿走，課桌和凳子集中碼放在教室一角，學生們知道遷校逃難的時刻終于來臨了，前途渺茫，群情惶惶。

　　為了蔣介石的安全，軍校決定加強校本部北較場的防衛。把平時擔任北較場西門的軍校勤務團撤至外線，各校門和校圍內的警戒任務，全部由第23期學生接替。于是，第23期學生一時成了“御林軍”。這次擔任警戒黃埔樓官邸的學生，都是經過嚴格選拔的。他們筆直地站在樓下，以取代勤務團衛兵親自為總裁放哨站崗而感到自豪。這是蔣介石拉攏利用黃埔生的又一手法，好似他無比重視黃埔生，使還在校未畢業的學生牢固樹立起忠于總裁一人的思想。

　　蔣介石籠絡軍校學生的一番心情，也的確贏得了一部分軍校學生的赤誠之心。僅說此時的門衛吧，按校中規定，當蔣住校內時，校正門只許蔣及護衛人員出入，其余車輛一律走東門。正門門衛的秘密標志是，蔣介石在校院內時，大門門衛一個班的長槍架在門口內左邊；蔣介石不在校院內時，通常都把長槍架在門口內右邊。這次蔣介石來校，校長張耀明有一次乘車外出回來，以為國民黨政權已是西風落葉危亡之秋，不必再來那么多規矩，讓司機開車從正門就近路進校。但門衛攔車拒進，說什么也不讓張耀明進校，張無奈，只得返車走東門。

　　一天天亮，第23期第2總隊第3大隊學生3人一組，奉命擔任守衛正校門與“黃埔路”之間的安全監視工作。他們荷槍實彈，站立于“黃埔路”中段警戒，突然發現一輛疾馳的黑色轎車由江漢路轉向“黃埔路”正道，徑直快速駛來。擔任旗手的學員立即舉出紅旗，以旗語示意，讓其停車待查。誰知那車仍原速馳進，并且越來越近，哨兵急了，若越過線，這還了得，于是急速接連揮動紅旗3下，命令“緊急剎車”，并以身軀擋在了轎車之前。旗手向馬路左右兩名持槍同學一揮手，他們便沖向車兩側，以槍口對準了車內，旗手則快速以雙手緊攀車門，雙腳登上車門臺階，怒目責問少校軍銜的駕駛員:“為什么不服從指揮？”那駕駛員只示意向后車座里仔細看看。哨兵正欲問話，趕過來的軍校值星官辨認后說:“是西南軍政長官胡宗南將軍，放行！”哨兵再次舉手行禮，慌忙退下車來，打出綠旗放行。

　　這時的北較場，儼然成了國民黨軍的總指揮部。黃埔樓小院內外，布滿了停放的小轎車及小吉普車，密布的便衣侍衛官巡邏在周圍。大校門下，小轎車、吉普車出入，多如過江之鯽，都是司令官、軍長、部長、廳長等高官的座駕。東校門下，不少滿身泥濘的大小車輛進來后，停放在大操場及附近，北較場成了停車場。最高軍政中樞設在黃埔樓，張群的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閻錫山的行政院、顧祝同的參謀部、王叔銘的空軍司令部等，在這里已經合署辦公。軍校各隊教室及原有空房門上都貼上了“軍委會”、“國防部”、“×廳”、“×處”的字條，軍校變成了撤退到此的國民政府官員的辦公室和宿舍。校內出現了許多面生的將校級軍官，胡宗南、羅廣文、陳克非、李文等中將以上長官司令紛紛進出軍校，少將級軍官更是遍地行走，雜沓校內，步履倉皇，形神狼狽。

　　12月3日，蔣介石到校已經3天，他主動向校長張耀明提出，說要檢閱本校官生，予黃埔生再次鼓勵。各總隊發出通知后，要求全體受閱人不準攜帶金屬器物包括鋼筆等，出發前各區隊長必須嚴加檢查。

　　為裝點歌舞升平的樣子，銅像四周布置的花花綠綠。彩旗一塊塊布列懸掛在大操場內外，倒也很有點節日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