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霍英東基金會主席、霍英東集團主席     

　　他是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愛國者的杰出代表、著名實業家霍英東先生的長子，曾隨父親為祖國內地的經濟建設和發展出力報效。

　　他是百多年來中國僅有的10位國際奧委會委員之一，也是香港奧委會會長，對北京申奧成功、奧運火炬香港傳遞、香港協辦奧運馬術比賽等實與有力。  

　　他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亦曾長期擔任香港立法會議員職務，一直與時俱進地關注香港與內地的協調互動與和諧發展。

　　他是霍英東基金會主席、霍英東集團主席，繼承先輩遺志、開拓創新思維，在廣州南沙這片熱土探索打造“現代城市”。

　　出身名門、繼往開來；坐言起行、追求實效；洞悉世情，獨辟蹊徑；參政議政，示范開發。用才具行藏承父輩志業，以人望表率開風氣之先。為了這個心愿，他付出再多也心甘…… 

　　汶萊開港嶄露頭角

　　霍震霆1946年生于香港，先后就讀于英國米爾菲爾德學院和美國南加州大學，打下了很好的學術根基、積累了相當的國際閱歷。

　　1968年初，霍英東旗下的有榮工程公司成功競投承建東南亞產油富國汶萊首都斯里巴加灣的碼頭和深水港工程，剛從美國學成回港的霍震霆獲委派負責統籌、管理開港工程的重任。

　　這是他踏進社會后的第一份工作，霍震霆意興盎然地說：“其實，在此之前，我就已經很想到汶萊一游，因為我在英國讀書時，認識了一些汶萊留學生，其中有人回國后在汶萊政府任職，曾多次邀請我到那里游玩。想不到第一次去汶萊不是去旅游，而是負責那么大的工程。”

　　霍震霆說：“在接到任務后，我立即著手部署準備工作，與父親和有榮的同事，一起策劃有關工程的組織、計劃和物資供應保障等安排，并且物色合適的同事一齊遠赴汶萊。” 他親率400多名工人和有榮船隊，在斯里巴加灣港口靠岸后，立即進入施工現場，但眼前卻是一片常年積水的低洼沼澤地，他們沒有猶豫就開始平整土地，搭起工棚和住宅，隨即開展修公路、打樁筑海堤、挖深海床、疏通海道、修建貨柜碼頭、蓋倉庫、蓋樓房、建各種港口輔助設施等工程。

　　汶萊屬典型的赤道雨林氣候，月平均氣溫逾28度，年平均降雨量達4000毫米。在這種溫熱多雨的環境下施工，難苦的狀況可想而知；更甚的是，汶萊是一個伊斯蘭教國家，當地的飲食和生活習慣，都與中國人大不相同，不少工人感到不適應。

　　幸好有關問題都在霍震霆的預先估算之內，早在有榮船隊出發前已作考慮，妥善安排物資補給，以及照顧職工在港家屬的生活，讓他們安心在汶萊填海造港。他除與工人在當地同甘共苦、攜手打拼外，還經常給他們打氣，鼓勵他們說：“我們要為中國人爭氣，這是香港的華人企業第一次到海外承建大工程，我們不能衰給別人看。工程搞得好不好，既關系到公司的信譽，也關系到中國人的信譽……”

　　與此同時，霍震霆又通過在當地政府工作的汶萊同學，廣結人脈網絡，并與汶萊官員建立融洽的合作關系，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如此苦干四年，終于大功造成，斯里巴加灣港口和貨柜碼頭順利竣工。經此一役，霍震霆的組織管理和外交能力，都嶄露鋒芒。

　　正因如此，在有榮船隊凱旋香港后，霍英東隨即交付另一更艱巨、亦更具歷史意義的新任務，就是追隨父親，發揮民間力量，為協助中國體育重返國際社會奔走。機遇和成就，除肇因于個人能力外，前瞻式的籌劃部署，也是成功的關鍵。

　　運籌帷幄會籍博弈

　　1970年代，香港體育界與內地體育界開始接觸交流，但當時的中國仍被國際體壇隔絕。霍震霆回憶：“粵港血脈相連，只隔一條深圳河，但連香港隊去內地踢場球，球員都要裝扮成旅游者，因為一旦被發現就會遭到國際足聯處罰。”

　　為突破這種無理封鎖，霍英東與霍震霆兩父子開始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游走各國際體育組織，采用逐個擊破的“搶灘”戰略，一個組織接一個組織，滴水成涓地協助中國體育全面重返國際社會。

　　1974年6月，霍英東以香港足球總會會長和國際足聯執委的身份參加在德國法蘭克福舉行的國際足聯年會，響出爭取中國重返國際體壇的第一槍，惟因條件未成熟而失利。會后，霍英東以私人名義邀請國際足聯主席到北京，全程由霍英東與霍震霆兩人接待，在低調的環境中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

　　在理順思路、調整策略之后，霍英東再上征途，同年9月赴伊朗參加亞足聯大會。父子采用里應外合的手法，霍英東率先在會議上引用亞足聯章程，要求表決是否討論中國加入亞足聯的議程；霍震霆則游說大會主辦國依據“一個中國”原則，“請”臺灣代表離場，令霍英東的提案剛巧獲得四分之三的支持票通過。

　　到最關鍵的修改章程和入會表決時，霍英東成功爭將投票表決改為舉手表決，并安排霍震霆到臺上拍照，記錄每個委員的投票意向，為作最后的游說做準備。正是基于事前的慎密部署，歷經艱辛爭取，中國足協恢復了亞足聯會籍，亦讓冰封多年的冰山裂開一道縫隙，為中國重返各國際體育組織以及奧委會開啟了一扇門。

　　1975年，亞洲杯足球賽在香港舉行，如不獲國際足聯認可就讓中國參賽，勢必引起波折。香港足球總會擬拍電報到國際足聯請示，但霍英東考慮萬一復電說不行，便無回旋余地。于是派霍震霆先去瑞士拜會國際足聯高層，他也隨即前往。他們提出許多有說服力的理由，終于做通了工作。

　　從此，霍震霆就和父親一起向世界“推銷”中國體育，他們知道：“拿一塊奧運金牌，整個中國都會振奮。”霍英東憑借其國際足聯執委的身份和在國際商界的名望，連同霍震霆穿梭于國際奧委會及相關國家之間，在國際奧委會委員中間斡旋，而當每個委員到來香港，他們亦都陪他去一次北京，一點一滴地協助編織中國的奧運夢。

　　1979年8月，國際自行車聯合會在荷蘭開會，霍震霆作為香港自行車協會的代表，提出恢復中國自行車協會在國際自聯的合法席位，“奧運模式”首先以香港提案的形式在國際自行車聯合會代表大會上通過。就這樣在他們的多方奔走和積極努力下，中國重返國際羽聯、國際籃聯、國際排聯等指標性的重要國際體育組織。1979年10月，國際奧委會執委會通過恢復中國奧委會合法席位的決議，確認中國奧委會是代表全中國的惟一合法奧委會。在中國重返國際奧委會的功勛冊上，記上了霍英東父子的貢獻。

　　從中美乒乓外交開始，在中國的發展進程中，體育一直扮演著某種重要角色。正如霍英東所言：“體育的強大，是一個國家強大的重要標志。”1990年北京亞運會，是中國重返奧運之后舉行的大規模體育盛會，也是炎黃子孫首次在自己國土主辦，首次有來自兩岸地運動員同場競技的國際性大型運動會。

　　霍英東認為，這不但標志著一個體育大國在崛起，更標志一個偉大的民族在崛起。因此他出資1億港幣興建當時亞洲規模最大的英東游泳館，還與首都旅游集團合資建造五星級酒店貴賓樓，專門接待出席亞運會的各國貴賓。貴賓樓毗鄰紫禁城和天安門廣場，地理位置獨一無二。霍英東說，國家撥這樣一塊地給我建設，是莫大的信任和特殊的待遇，一定建成最好的。具體負責賓館建設的霍震霆盡心竭力，不惜重金打造，終使貴賓樓布局別致、幽雅舒適，充滿中國情調，改善了北京的接待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