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小的婚嫁圈

　　陳欣的經歷，在李德看來，并不意外。

　　李德是中國浦東干部學院的副教授、社會學博士后，在2010年做博士論文時，他已將眼光投向這個課題——新生代農民工的婚姻。

　　最初引起李德興趣的，也是陳欣、與新聞里那個女孩都遇到的問題，為什么一定要回家鄉找伴侶？

　　李德還記得，10多年前的2002年春節，在北京打工的弟弟與一個安徽女孩結婚的事，兩家相距300多公里，類似的狀況當年全村還有好幾個。

　　但近幾年，村里春節回家探親時的“閃婚潮”開始了。每逢春節的十多天，附近村莊適婚青年男女，在父母及親戚的撮合下見面、下彩禮、訂婚，并約來年辦婚禮時間，一直熱熱鬧鬧。

　　這似乎有點違背常理。按理說，社會發展了，外出多了，流動也方便，現代青年農民工本應視野更廣、交友圈更大，無形中自由戀愛、異地婚姻的狀況應更多。

　　但真在實地做田野調查后，李德發現，結果完全迥異。

　　中國傳統農村的通婚距離一貫很近。曾有學者對新中國成立前250年間北方農村嫁娶地域做調查，發現近半數戶主婚前與其配偶兩家相距里數在3里—10里之內，絕大多數戶主通婚距離在1里—20里之內。

　　隨著改革開放，第一代農民工開始外出打工，農民工的婚嫁圈開始發生變化。一份對河南農村5個不同地方的調查顯示，改革開放前，河南省農村居民嫁 娶位置以 “同村”、“同鄉不同村”、“同縣不同鄉”為主，這三種比例自1949年至1978年的平均比例之和為95.86%。但到了2000年前后，這一項目的數 據下降到82.89%，而“異省異縣”的比例上升到16.69%，而且出現了“異國”婚姻。

　　在李德定點調研的河南省L村，村里第一個異省結婚的女孩小李，1990年小學畢業后便去北京打工，認識了來自山西絳縣的小孟，兩人最終在1998年舉行了婚禮，并在L村相鄰的縣城郊區買了宅基地，蓋房生子。

　　但在近兩年，情況又發生了變化。

　　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后的新生代農民工，“接受了許多新觀念、新思維，有對城市生活的向往，但現實卻更不一樣”。

　　李德曾對335名打工的新生代農民工做了問卷調查與當面訪談。“坐在他們對面，常常覺得矛盾、出離。他們會說愛情、說自由、說責任，但從調查問卷結果看，他們的性觀念更開放，對異地婚戀的期待反而越來越少。”

　　慣常的原因，“他們在城市里的自由戀愛，往往會遭到來自雙方父母的反對。”即使父母不反對，對日后去哪里落腳的想法，也和之前的農民工們不一樣 了。加上，女方父母多會提出至少在當地縣城買房的要求……久而久之，在城市戀愛、回老家結婚，成了越來越多青年農民工的現實選擇。

　　“與人們的設想恰恰相反，當下越來越多農村青年的婚嫁距離，在縮小，內圈化了。”

　　在L村訪談時，除了客觀交通條件限制，李德得到了村民給出的3條現實理由：兩家距離近，方便相互幫助、照應，特別是農忙季節、蓋房子等大事；住得近，可以多走動，擁有一份親切感，也可增強感情；女方嫁得近，還可以在生氣時，很快得到家人的幫助，不受欺負。

　　而在城市工廠里的調研，女工給出的理由，主要是覺得與同一個地方的人結婚會有共同經歷和語言；嫁人嫁得不遠，父母可以放心；同村人結婚可以更了解對方。

　　不論是在家鄉，還是在城市，幾乎沒有人贊同異縣異省婚姻。

　　李德分析其背后更深層的原因，一是80后因計劃生育的施行，農村家庭子女開始減少，父母對孩子的依賴度增大；二是現階段我國農村養老體系、水平的缺陷，使養兒防老、養女防老的觀念依然濃重。

　　一條條“不得不”的原因，加之外出打工少回家的現實，讓媒人、相親、閃婚“不得不”又熱了起來。

　　只是，這樣真的好嗎？

　　他(她)們的婚姻策略

　　陳欣并沒有意識到，他的想法與經歷，并非只是他個人的問題。

　　從2010年起，李德對新生代農民工婚姻問題進行系統調查。持續一段時間后，李德發現，現在的新生代農民工們，已開始形成自己全新的婚姻策略。

　　婚嫁的距離，只是其中的表象之一。

　　既然不被父母認可，新生代農民工們在大城市中的戀愛，更像只是為了填補雙方感情的空白，回歸到最原始的狀態，開始游戲人生的不在少數。

　　從問卷的結果看，雖然超過80%的人贊同自由戀愛，以感情為基礎，對方人品要好，不考慮對方貧富、學歷等情況。但對待婚姻，超過一半的人認為婚后不幸福就應當離婚；超過70%的人贊同婚前同居，超過40%的人認可婚外戀和外遇；逾四分之一接受女孩子傍大款、當小蜜。

　　觀念的改變，會直接影響人的價值觀與判斷。在新生代農民工心中逐漸成型的婚戀新策略，日漸顯著。

　　比如“社會階層、門當戶對”的理念。

　　“城里的女孩和女大學生根本不會看上我們，我們就不是一路人，我們收入低，養不起。即使將來做了老板，掙了大錢，也不會娶，說不到一塊……”這 樣的自我認知，似乎每個受訪者都明白。李德在城市一家工廠調研，全廠27名已婚者，家庭條件都差不多，在老家屬于不窮非富。“因為中西部廣大農村地區，主 要都依靠農業和外出打工為主要收入，所以家庭條件差別不是很大。”

　　對自身與伴侶的要求，微妙的變化同樣已經出現了。

　　對于個人，最明顯的莫過于結婚年齡的推遲，過去農村女孩一過20歲就算老姑娘的觀念，一去不返。現在不論是女孩自己，還是男方都已不那么介意年齡，在國家規定的女性23歲、男性25歲晚婚線后再準備結婚的人，占了大多數。

　　對伴侶的要求，在看重品德、身體健康這樣的傳統標準的同時，對對方身高、長相等外在容貌要求逐步提高。這種容貌要求，是相對于傳統在田間務農形成的那種相貌而言的，比如皮膚粗糙、黝黑，穿著舊式，從沒出去打過工，不了解外面的世界。

　　“所以，越來越多的，婚姻是打工者找同鄉打工者。”李德說，他們常年在城市工作、生活，逐步接受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也是在基本改善、解決溫飽后，對審美意識的喚醒，其實也是一種社會進步。

　　但重要的是，無論男女都顯示出物質主義傾向。對方家庭的富裕，未婚夫非農業技術的掙錢能力，女生的外貌、性格愈發重要。過去一直受歡迎的身強力壯、勤勞樸實的男青年，相貌較差卻善于理家務的女子，如今受到冷落。

　　時代的烙印，深深刻在了他們的身上。

　　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

　　只是所謂的愛，與兩情相悅的婚姻，被裹挾在厚厚的“策略”里。

　　近1.5億人的婚姻家庭

　　還很難判斷，在他們身上發生的這些婚戀轉變，究竟會帶來怎樣的改變。

　　只是，當越來越多陳欣的出現，當愛情、婚姻被量化、被消費、被速食，令人隱隱不安。

　　春節一天5次相親的故事已讓人感慨，但若將搜索面再擴大，從令人唏噓的除夕夜云南騰沖滅門案，到去年江蘇男女青年相親，竟是嫖客小姐；河南村支 書被捕，笑談村里孩子一半都是他的，類似社會新聞層出不窮；再聯想到2012年河南光山校園傷人案、2011年貴州畢節被燒死在垃圾桶里的留守兒童……

　　條條新聞的背后，似乎都有著農民工婚姻問題的影子。

　　李德從社會學的視角，在研究中將農民工的婚姻問題拓展開來。結婚前對戀愛、性行為的放松，會更易引發墮胎、賣淫等社會問題；結婚后的婚姻，尤其 是當有了孩子后，問題更加復雜。留守兒童的安全，留守婦女的自我保護與壓抑，獨自在外打工的性壓抑、性犯罪，與結成的“臨時夫妻”，都是當下階段的棘手難 題。

　　李德覺得，計劃生育政策、農民工的婚嫁距離、農村養老保障建設、民工荒等，這些以前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在當前城鄉經濟發展、社會轉型的 大背景下，似乎都有了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通過農民工婚姻這一點，從一個人、一個家庭，全部串了起來。看似簡單的戀愛、結婚，一只手牽著一個個人的幸福， 另一只手拉扯的，是令社會穩定的最基礎細胞——家庭。

　　據統計，目前我國農民工總數已超過2.63億人，其中，新生代農民工近1.5億人。

　　真的，是人們的家庭觀念、道德觀念在物欲中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嗎？

　　其實未必。單看每年春運時，在中國大地流動著的數十億大軍，就能體會，家，仍是中國人的心底最深的牽掛。

　　在李德與同事最新的研究中，他們感覺到新生代農民工婚戀困境的核心，源自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均衡。

　　2013年12月14日，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強調，城鎮化建設要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新生代農民工婚戀出現問題的根本原 因，正在于一個思維已開始現代化的人，卻不得不面對難以逾越的落差、難以擺脫的鄉村觀念，矛盾必然出現。國家提出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給他們帶來希望。”李 德說。

　　新型城鎮化并不是要消除農村，也不是推平田地蓋新樓，在李德看來，更重要的，是構建新型城鄉關系，即以統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為核心，推動新生代 農民工，在有層次、有梯度的產業轉移、新城發展中，能夠帶著“鄉愁”安然落戶新型城鎮，個人融入企業、子女融入學校、家庭融入社區，有活干、有房住、子女 有學上、生活有保障。

　　“也就是說，實現他個人全面發展，這也應是新型城鎮化真正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