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那場戰爭早已硝煙散去，它造成的巨大沖擊卻延續多年。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孟曉旭認為，雖然甲午戰爭帶給了日本短暫的繁榮和富足，但從長遠來看，這場戰爭并沒有勝利者。

　　“甲午戰爭對中日兩國來說是一個‘雙輸’，中國賠款割地、喪權辱國，日本則在軍國主義道路上一路狂飆，‘大日本帝國’從萌芽、新興，最終敗亡，留下深刻的歷史教訓。”孟曉旭表示。

　　甲午戰爭后，《馬關條約》的簽訂，曾為日本帶來一定的發展機遇。“從日本經濟發展角度看，直接改善了日本資本匱乏的困境。”孟曉旭說，據統計，包括甲午賠款在內，加上從中國、朝鮮掠奪的各種物品如艦船、武器等和大量的金銀貨幣，日本總共獲取約計5億多日元，這相當于日本年度財政收入的6.4倍。甚至1895年日本政府第九屆議會通過的伊藤博文提出的戰后十年計劃的主要財政源就來自于“清國賠款”。

　　同時，日本獲得了穩定的原料產地和廣闊的商品傾銷市場。甲午戰爭后迅速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1868年至1905年期間，日本有85%的企業是在甲午戰爭后建立的，約有50%左右的工廠是在1894年以后創辦的。”孟曉旭表示，自甲午戰爭之后，日本的工業迅速騰飛。

　　日本國力迅速增強的同時，在政治外交上也謀求著新的角色。經由甲午一戰，日本的國際地位得到大幅提升，不但迅速擺脫了列強的控制和壓迫，而且從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國搖身一變成為東亞國際舞臺上的重要角色。日本此后開始放眼世界，踐行“甲午志向”———“作為我們的對手，作戰雖然是與清國，不要忘記真正的對手是世界。”孟曉旭說，這種“大日本志向”又給日本帶來了不少“敵國”，既復雜了當時東亞地區的國際關系，又惡化了地區沖突，此后東亞幾乎每次大的事件都和日本有關。

　　從日本對華關系角度看，戰后日本更加“蔑華”。這一方面是因為甲午戰爭中國失敗這一客觀結果導致日本產生勝利者心態，一反過去對中國人抱有的敬畏心理；另一方面則源于戰爭期間日本對中國各種丑化性的報道和描述。“中國亡國觀”在日本出現，日本開始驕傲起來，鼓噪并美化自己是“東洋盟主”，借此發動各種帝國主義戰爭，并對中國進行侵略。

　　孟曉旭認為，甲午戰爭讓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嘗到了發動侵略戰爭的“甜頭”，刺激了它對外軍事擴張的野心，正如日本著名歷史學家遠山茂樹指出那樣：“以甲午戰爭為契機，日本走向帝國主義早熟的步伐加速了。”甲午戰后，“大國，大國民”、“雄飛海外”的論調充斥日本，無人不為“大日本帝國的崛起”興奮、自豪，輿論界也轉向鼓吹對外擴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富蘇峰的“大日本擴張論”，這些成為了日本軍國主義發展的社會基礎。

　　“其實，二戰后日本成功的奇跡已經表明，和軍國主義相伴的‘大日本’相比，重視自由貿易、和平立國的‘小日本’可謂熠熠發光。”孟曉旭說，對照今天安倍政府，它實施的日本大國化戰略及其下的各種“解禁”，不得不令人懷疑“安倍丸”是否正在危險轉向？尤為令人遺憾的是，在日本，甲午戰爭這段歷史在錯誤歷史觀的指引下，還被某些人構建為“令日本驕傲的戰爭”。

　　“歷史是一面鏡子，和平立國的日本才是世界的萬福。”孟曉旭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