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博導吳春明被廈大學生曝出誘奸、性騷擾女學生，一時間被稱作廈大博導“誘奸門”。之后該事件一度消隱于公共視野。10月13日，有當事女生做客電視臺曝光“吳在辦公室拿出避孕套”等細節，讓事件再受關注。昨日21時30分，廈大通過官微發布通報：查明吳春明與一名女研究生多次發生不正當性關系，并對另一名女研究生有性騷擾行為屬實，經研究，決定給予吳春明開除黨籍、撤銷教師資格處分。

　　3個月里，為何不公布實時調查進展

　　廈大校方對吳春明的處理，固然回應了輿論關切，但光滿足于3個月后的“一次性答復”還不行，它還應就沉默3個月作出解釋。

　　3個月前，事件剛發生時，我曾在新京報撰文指出，稱“女生的網帖應看成是向司法機關的公開報案，當地警察應主動介入，而不必等待廈大移交。”現在想來，當時的言論并不完全妥帖，就涉嫌性侵女生的犯罪而言，公安機關通常是接受受害人及其親屬報案才立案偵查。可就該事件情況看，似乎并無受害女生向警方報案的公開信息。正是基于“受害者未報警”的可能，不少法律人士勸涉事女生：若確實掌握遭性侵的證據，不妨向警方報案并提供相關證據，不宜久拖。

　　但對涉事網帖中涉及吳春明挪用學術經費一事，涉嫌貪污犯罪，事涉公共利益，相關司法機關當視其為公開舉報，主動介入。實質上，有媒體披露吳春明已“承認了和女生開房的發票在國家課題里報銷”。而這顯然也亟待有關部門查證，盡早給出確切結論。

　　對于校方，如今終于公布了調查結果，并給予吳春明處分，這也算回應了輿論關切。但要看到，它幾乎是時隔3個月后的首次“開腔”通報，而在此期間，校方成立的調查組除了7月21日回應暫未收到誘奸證據外，調查進展之類一直密不透風。是的，或許該案案情復雜，還原真相需要時日，但即便如此，公布實時調查進展又有多難？比方說，調查組究竟是如何調查的？找過這些受害女生嗎？若不通過受害女生入手，不通過其尋找相關證據線索，又如何能查清所謂“誘奸”和“騷擾”的事實？

　　也正因校方在這3個月里很少發聲，才有當事人“校方不公布我們公布”的姿態：自稱受害者的“青春大篷車”又曝出了導師“辦公室拿出避孕套”的新料；“汀洋”則稱，又找到三名自稱被誘奸的女學生……還有教師節前，256位高校教師和學生聯名致信教育部部長，呼吁徹查此事。

　　而今，吳春明已被撤銷教師資格，這是其咎由自取。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教育部對高校教師頒布的“紅七條”禁令中，就有“教師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相關禁令還提到，“對教師嚴重違反師德行為監管不力、拒不處分、拖延處分或推諉隱瞞，造成不良影響或嚴重后果的，要追究高校主要負責人的責任”。廈大校方在此事上有無監管不力、拖延處分，還不好說，但3個月內保持緘默，已頗受詬病。

　　所以就此事看，校方不能滿足于3個月后的“一次性答復”，還應就沉默3個月作出解釋，而當地警方該對吳春明有無挪用經費給個說法，否則很難為此事畫上句號。（劉昌松）

　　性騷擾事件，高校該怎么調查

　　目前高校處理性騷擾問題的機制和程序還是難去官僚化，并沒有公開可監督的預備方案和時間承諾，難怪公眾不斷催問和施壓。

　　廈大博導“誘奸門”，其值得關注的價值，不僅在個案處理結果，更在前后幾個月內學生的揭露抗辯到各界討論，將高校性騷擾問題引向問責和制度建設的路徑，教育部日前出臺“紅七條”就是這方面的成果之一。

　　其實很多大學都處理過這類事情，只是沒標出“性騷擾”的標簽。而三個字的意義在于：一是能區分有直接受害者的侵權行為和一般的品德問題；二是有助于去除對性的禁忌；三是警示性當中的權力關系，而不是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性是無是無非的純私人領地。本質上，道德問題訴諸個人內心，防治性騷擾講的卻是行為規則、人際界限，追求可依循操作的治理方案。所以，廈大的受害學生從一開始就用“性騷擾”定性事件，教育部也終于接納這三個字，從個案議程到政策議程，宣示意義都很重大。

　　學生上網曝光，是因對校方的不信任，在廈大方面啟動調查之后，不少人對程序多有批評。性騷擾事件的調查當然不能一味求快，但涉事學生和公眾與其說是一直在倒逼真相公開，不如說是擔心事件在拖延中不了了之。所以關鍵問題在于，有沒有合理、可信和規范的機制程序來處理投訴，有令各方都能接受的必要的時間表。

　　遺憾的是，目前高校處理內部問題的機制和程序還是難去官僚化，并沒有公開可監督的預備方案和時間承諾，難怪大家不斷催問和施壓。本質上，公眾要求的，不是一個孤立的處分，而是長期可靠的機制公示：今后再有學生遇到這種事情，會知道該怎么做、能得到什么。

　　調查性騷擾的過程中需要關照各方權利，這也不是傳統的高校管理模式能保證提供的，因為要做到這點，既需要講與性騷擾有關的專業性，而這涉及法律、人權、性和性別，也要講平等與民主。在國外，一些高校會設置專門委員會處理性騷擾投訴，在中國目前這還只是倡導目標。當然，基于中國的情況，或許未必要重設班子，利用現在已經存在的一些治理機制，如教師代表制度，設立必要的規則，給責任人必要的培訓，或許最合理。

　　個案推動式處理未必能復制，在性騷擾問題上也一樣。所以對廈大方面來說，重要的不僅是給學生和公眾一個結論，更是必要的機制性反思；而教育部門在立規約禁止性騷擾外，也要多在如何防治上著力。（呂　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