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xié)機關辦公的那個大院，原是清朝順承王府，是張作霖的公館，真正在這里辦公、生活過的是張學良先生。我初到政協(xié)機關工作時，一位老同志曾領我參觀了一遍。張學良先生在大陸生活的共有一個姐姐，七個弟弟，五個妹妹。最重要的有兩位，一位是張學思，行四，是人民海軍少將；一位是張學銘，行二，與張學良一母所生，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天津市城建局副局長。

張學銘平時也常來政協(xié)禮堂開會、吃飯，我是政協(xié)委員特邀小組的小組秘書，與他有所接觸，知道了不少關于他的故事……

初識張學銘

1978年2月，全國政協(xié)五屆一次會議召開，張學銘是特邀小組的委員之一。這個小組是以政協(xié)直屬學習組的委員為主體的，組內不少委員向我詢問張學銘來不來？我專門向大會總務組打聽情況，答復說，張學銘委員患肝硬變，有腹水，隨時有發(fā)生食道靜脈大出血的可能，醫(yī)生不讓出院。這么說，張學銘真的參加不了這次會議了。

出乎意料的是，在政協(xié)會議開幕的前一天，張學銘竟拄著拐棍，在家屬的陪同下，出現(xiàn)在我的面前。大會總務組負責人趕來勸說，張學銘一口拒絕，最后他站起來十分堅決地說：“我只能感謝領導和醫(yī)生對我的關心，但這個命令我不能執(zhí)行。政協(xié)會議十多年不開了，我是老政協(xié)委員，協(xié)商、討論國家大事是我的職責。我還要見見那些老朋友們。就是死在這個會議上，我也心甘情愿，他人不用負責！會議不閉幕，我決不回醫(yī)院去，誰來動員也不管用。”

他講得斬釘截鐵，大家只得作罷。

由于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這次政協(xié)會議的氣氛十分特別。無論是大會會場的間隙，還是小組會上的發(fā)言，常常是一會兒喜，一會兒憂，一會兒笑，一會兒哭。筆者所在的這個小組，這種氣氛尤其突出。常常是高興處，當場吟詩歌唱；傷心處，則出現(xiàn)一人痛哭失聲，許多人落淚奉陪的場面。這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對重病在身的人是不利的。小組召集人程思遠先生因此幾次同張學銘打招呼，關照他控制自己。

張學銘每次只是頻頻向組長拱手點頭，并不直接答話。等輪到他發(fā)言時，卻果真控制住自己，如訴家常，平心靜氣。但到了發(fā)言的后半部，一提到敬愛的周總理，張學銘便哽咽起來。程思遠先生立即打斷他，說：“張老，你身體不好，不宜激動，就先講到這里吧。”不少委員也隨著勸阻，但他擺擺手，掏出手絹捂了一會鼻子，隨后猛吸了口氣，又接著說：

請組長和諸位放心，我能控制住自己，但話不講完，更憋得難受。同在座的諸公一樣，周總理的大恩大德，我張學銘也是一言難盡的！我大哥張學良被蔣介石軟禁至今，已經是第42個年頭了。當初他要能聽從周總理的話，也不至于落得這樣長期的骨肉分離，這是一；自打西安事變至今，周總理一直惦念著我大哥，關懷著我們全家，為我們全家人操碎了心！如今，我們一大家子都好，只有弟弟張學思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最后還是周總理親自主持，為他的冤案平反昭雪。

今兒個我大哥幾十年身陷囹圄，一個人孤零零在臺灣，與我們一大家子隔絕，我能不日夜思念他嗎？歲月不饒人呵，我們弟兄都老了，難道要我們都到了陰間才得以骨肉團聚嗎？祖國統(tǒng)一、親人團圓，這是天經地義的事！除了我張家弟兄，全國還有千千萬萬個破碎的家庭要團圓！我每每想到這些，就氣不打一處來，心里實在不是滋味，我……

張學銘講不下去了。他臉色通紅，氣喘吁吁，老淚縱橫，我立即請來了駐會的醫(yī)生，把張學銘送回了臥室。

長兄如父

張學銘生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與張學良乃一母所生，張學銘6歲即喪母，父親忙于政務軍務，且有另外四房妻妾，自然沒有時間管他。

直接管教他、關心他的就是大哥張學良。后來大哥成親，軍務政務也忙了，便特別叮囑大嫂于鳳至對張學銘多加照料。張學銘中學畢業(yè)后到日本留學，張學良經常給他去信，要他用功學習，學到真本領，而不要貪圖玩樂。

張學銘談到這里，忽然激動起來，說：“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大哥當年經常給遠在日本的我寫信，卻記憶猶新，可惜滄海桑田，手邊未存得片紙只字，多年來我常常為之惋惜。真沒想到，一星期前有位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的同志來訪，帶給我一封當時我大哥寫給我的發(fā)表在報紙上的信，要我辨其真?zhèn)巍Ｎ易x后確認這信是真的，但記不清這信何以在當年的報紙上發(fā)表？這信我還帶在身邊呢，你們先看看吧。”

張學銘說完從手提包里取出一張復印的1927年6月16日的《盛京時報》，上載《張少卿致乃弟西卿書》。書云：

二弟手足，前函諒達。弟能知在異邦奮勉，不貽國人之羞，不丟父兄之臉，兄喜甚。我弟論及東瀛人士，皆能努力前程，非同吾國之軍閥官僚，日以大煙麻雀為生活者可比，兄聞之更快甚。覺我弟知識高進矣。但望我弟永遠保守此種思想，將來學成歸國，勿踐舊官僚之臭習，是為切要……切望我弟勿入學習院，那是貴族式學校，要知我兄弟應力謀平民生活，勿染貴族教育習慣為盼。我們將來要為中華民族造幸福，不是為個人謀榮華富貴也。盼弟在東瀛留心平民生活狀態(tài)，研究他們一般社會的真精神。弟有什么感觸，常常以告兄為盼。

這封充滿同胞手足情誼的信，使我更加確信，張學銘多年來對胞兄張學良的思念是一片真誠的。

回憶大哥張學良

一次，全國政協(xié)組織委員們就近到任丘、大港兩個油田和天津市參觀，張學銘執(zhí)意報名參加。參觀團允許他帶人陪同，乘坐一輛小臥車。在這次歷時半個月的參觀考察中，筆者作為工作人員，曾有幾個夜晚同他長談，有時則與他同車，在旅途中東南西北地自由交談。

“張老，有位委員聊天時曾告訴我，說您大哥張學良對您非常嚴厲，不僅小時候對您嚴加管教，長大之后也常對您不留情，因此您非常怕您大哥，不知是否屬實？”他對我的提問感到意外，掃了我一眼，反問道：

“告訴你這話的委員是誰？能通報他的尊姓大名嗎？”

我愣了一下，考慮話已說出，索性再具體一些，便接著說：“這位委員自然是您的老朋友，同我也是認識多年的，但我不便點出他的名字。他還具體告訴我這樣的事，說您在（20世紀）30年代初吧，有一次坐飛機到國外去賭博，輸了一大筆錢，您大哥得知后，把您扣押起來要重處，不少人出面說情才把您保釋出來，不知可有此事？”

“好了，我知道了。同你說這些的一定是唐胖子（指唐生智之弟唐生明），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道聽途說，你就信他的？”張學銘一語道破，但他并沒有生氣，又接著說：“告訴你吧，年輕人。像我這樣生長在封建大軍閥家庭，在舊社會混了半輩子的人，身上染點惡習是不足為奇的。”

“他唐胖子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還有臉說我，真是豈有此理！但說到我們張家，自父親被日本人炸死之后，我大哥有志氣，有膽識，不僅在政治上、軍事上勇挑重擔，而且一改自己身上的舊習氣，特別是下大決心戒除了吸毒的惡習，這是盡人皆知的，也為我們兄弟樹立了榜樣。他自然注意對我們的弟弟妹妹嚴加管教，尤其是對我。要細講起來，真是說來話長呢……”

張學銘講了兩件事：一是張學良兩次戒毒，二是張學良對張學銘的親切關懷和管教。

原來，在20世紀20年代中葉，張作霖還在世時，張學良就染上了毒癮。抽鴉片，在舊軍閥家庭是平常事，但并不是人人都上癮的。一旦上了癮，要戒就十分困難，沒有極強的意志和毅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1928年6月，張作霖在皇姑屯炸車事件中喪生，張學良當上了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他繼承父業(yè)，深感責任重大，沒有健康的身體是不能勝任的。張學良有了這個想法，又在夫人于鳳至和趙四小姐的規(guī)勸下，下決心戒毒。沒有想到才兩三天，就難受得滿地打滾，甚至用頭撞墻，不省人事。于鳳至和趙四小姐既心痛又著急，便派人去請了一位日本醫(yī)生。這醫(yī)生二話不說給張學良打了一針。

這一針立即見效，張學良自此每天打兩針，鴉片煙戒掉了，精神也恢復了。全家人喜出望外，重賞了這位日本醫(yī)生。但卻不知道這針劑藥水是比鴉片更兇的毒品——嗎啡。不到一個月，張學良的身體竟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打針就痛苦不已。等弄清了真相去找那日本醫(yī)生，那家伙早已逃回日本去了。張學良的第一次戒毒宣告失敗，只得每天靠打嗎啡維持，健康狀況每況愈下。

1933年3月，張學良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引咎辭去總司令之職，同時鄭重宣布到上海戒毒，然后出國。3月12日張學良一行抵達上海，住在張群公館。當晚，在為他洗塵的宴席上，張學良當眾表示，為了能健康地上前線殺日本鬼子，他要借張群先生這塊寶地戒毒，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第二天早餐后，張學良就命令副官把他鎖進臥室，并下達“不經允許不準任何人進來”的命令。

整整一個白天，張學良一個人在房間里看書、喝茶、嗑瓜子，沒有動靜。入夜，毒癮大發(fā)，自己在地上打滾，于鳳至、趙四小姐想進去，他都堅持不允許。直到用頭撞墻，響聲“咚咚”，隨即聽不見動靜，于鳳至等在門外呼喊，也不見回音。待打開房門，只見張學良躺在地上，額頭紅腫，鮮血淋淋，面無血色。

趙四小姐打電話請來美國醫(yī)生，檢查了張學良的心臟和血壓后，給張學良注射了針劑安眠藥，并對于鳳至、趙四小姐說：藥物對戒毒只能起輔助作用，能否成功就看張將軍的意志和毅力了。

張學良就憑著這種頑強的意志和毅力，在十多天的時間內，強忍痛苦的煎熬，使毒癮的發(fā)作逐漸減輕，直至基本控制，開始能吃能睡，體力慢慢恢復，最后戒毒成功。

張學銘在敘述張學良兩次戒毒的情況后，深為感慨地說：“沒有第二次戒毒的成功，我大哥就不可能第二次上任，也就不可能在三年后的歷史轉折關頭發(fā)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所以說我大哥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確是名副其實的。相比之下，我這個做弟弟的，就差得遠了。幾十年來，我思念他，對他后半生遭蔣介石軟禁直至今天仍失去自由，我一想起就要大哭一場……”

“我大哥的模樣會記不清嗎？”

1981年春天，張學銘身體狀況時好時壞，政協(xié)直屬組每周兩次的學習會，他常常請假，但只要稍有好轉，便來參加。組長勸他不必勉強，他卻笑著說：“當學生就不能老曠課，老曠課就該除名了，我這病好不了也死不了，來走動走動，可增長知識，以免耳聾眼瞎，再說對我身體也許有好處呢。”

在一次學習會上，有位委員發(fā)言中講到，前不久出版的一本海外中文雜志上登了一幅照片，畫面是張學良在金門島用望遠鏡眺望大陸，還配了短詩，說是“細細窺視”云云。他問張學銘看到沒有？張搖搖頭，隨即問坐在他身邊的我，政協(xié)機關有沒有這份雜志？我回答說有，下次開會時帶給他看。不料會間休息時，他又對我說：“我現(xiàn)在就想看看，你能不能回機關把雜志找來？”

他這樣急迫，我只能照辦，跑回機關去取來。張學銘架起老花眼鏡左一遍右一遍地瞧照片，一字一句地讀那首短詩。后來，別的委員也爭相傳看，他卻坐在位子上默不作聲，表情淡漠。有位委員問他：“張老，這張照片會不會造假？您大哥的模樣您還能記得清看得準嗎？”

張學銘點了點頭，很不高興地說：“廢話！我大哥的模樣會記不清嗎？雖然45年不見，但大哥的模樣我一眼就能斷定。這張照片不假，但可氣的是，為什么國民黨不放我大哥回大陸，而要擺弄什么望遠鏡呢？再說也可以讓我去臺灣看望我大哥嘛，我什么都不怕，單槍匹馬也敢去，就看國民黨肯不肯、敢不敢放我進去？我張學銘今生今世見不著我大哥，做鬼也要去一趟臺灣！”張學銘談到這里，用拐棍狠狠地戳著地板。

“張老不必動氣傷身體。刊登這種照片，玩的是宣傳把戲，無須認真看待。祖國的統(tǒng)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你們哥兒倆總有一天會團聚的。”委員們紛紛寬慰他。

一直到散會，張學銘始終悶悶不樂。

私人交往

這一年秋天，我跟隨當時主持全國政協(xié)機關工作的孫起孟副秘書長到天津，正遇上天津市政協(xié)召開常委會會議，而張學銘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兼任天津市政協(xié)常委的。他在會上見到我，緊拉著我的手不放，說天津才是他的老家，要約我玩玩，還要請我吃飯。我說這次是有任務來的，況且有秘書長在，要玩要吃怕不方便，改下次吧。他狡黠地沖我樂，說：“好好，好了，你不就是怕孫秘書長批評你嘛，你放心吧，我不會讓你挨批評的。”

會議開了三天，我們又留下開了兩天的座談會，在任務完成后，孫起孟同志提前一天返京，讓我留下整理一份材料。下午兩點，我送孫起孟到天津賓館的大門口，返回房間推門一看，張學銘已經笑容滿面、頗為得意地坐在沙發(fā)上抽煙，看我進去也不打招呼，我好奇地發(fā)問：“張老，您怎么來啦？”

“怎么，你還想把我拒之門外？”

“豈敢豈敢！”我連連解釋道：“我只是有點意外。您老光臨，我能不歡迎嗎？”

“這就好。”張學銘說：“我就說一樁事，下午五點半我派車接你出去吃晚飯，這下子你沒有理由推辭了吧！”

“這，這……”我竟然真的答不上話。

“好了，好了，就這么定了！”他站起身要走，我送他到房門口，他回頭沖我說：“這就叫‘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你現(xiàn)在一個人，就什么都由自己做主了。頭天我不是說過，我不會讓你為這些小事挨批評的嗎？我這人就是說到做到。你去寫你的材料吧，在房間里等著就是了。”

這天晚上，他接我到天津干部俱樂部吃晚飯，那里十分清靜，客人就是我一個，加上司機一共3人。上至俱樂部負責人，下至服務員、廚師，張學銘沒有一個不熟悉的。這頓便餐，一律上小盤菜，林林總總，品種繁多，色香味都極佳，是我參加各種大小宴請中印象最深的一次。

我們的交談，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一句也沒有提及張學良。我好奇地問他：為什么孫起孟前腳剛走，你后腳就進了我的房間？他笑而不答，問了幾次，他才頗為得意地說：“你應該知道，我從前當過公安局長（應該是警察局長），要搞到這一點小情報，不是易如反掌嗎？”我們相視而笑。

1983年，張學銘因嚴重的肝硬化導致食道靜脈曲張大出血，幾次危及生命。我曾去醫(yī)院看過他，他已虛弱得說不出話。我們緊攥著手，默默相視。他搖搖頭，想說什么而沒有說出來，家屬提醒我，他搖頭是指不想這樣痛苦地活下去的意思。我強忍著淚水，大聲對他說：“張老！只要通過搶救這一關，您就會慢慢恢復的！您不是還要爭取同大哥見面嗎？您大哥健在，您也要戰(zhàn)勝疾病，才能實現(xiàn)見面的愿望。您一定要咬咬牙，堅持下去。”他默默地點點頭。

這最后一段話，是每一個去探視的人都要說的。因為搶救治療措施十分痛苦，張學銘曾幾次拒絕搶救，怎么勸也不行，只有提到與大哥張學良見面，他才會增添新的力量，點頭接受搶救措施，這件事不僅在張學銘的親朋好友中，而且在全國政協(xié)機關干部職工中也傳開了。不少人說著同樣的話，都產生了效果。

不到一個月，張學銘與世長辭了。在全國政協(xié)禮堂舉行的追悼會上，許多人為悼詞里的一段話而熱淚盈眶，這就是：“張學銘同志臨終前，對由于人為阻隔未能見到日夜思念在臺灣的兄長張學良而深感遺憾！”

對于每個知情者，這句話會勾起多少往事的聯(lián)想！在張學銘第一次大出血經過搶救而病情略有穩(wěn)定時，他曾不止一次地對人說：“我身體不好多時，但60多歲、70多歲，都活過來了，我大哥80多歲還健在。興許，我們兄弟團聚的日子不遠了。為了這，我治病、吃藥、健身，要抱定信心活下去！”

我是在場親聞者之一，張學銘正是依仗這股力量，以他重病之身，活到了75歲。因生前最大的一樁心愿未了而抱憾終生，這是一幕何等令人傷心落淚的人間悲劇呵！

（本文作者1962年至1982年曾擔任全國政協(xié)直屬學習組小組秘書；后任人民政協(xié)報社副總編輯、高級記者，全國政協(xié)民族和宗教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巡視員，系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