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五聚餐會是實業界人士在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發軔于上海，逐漸形成一個以定期聚會、座談為主要方式的社會團體，一直延續至1952年。

抗戰內遷后，星五聚餐會在重慶蓬勃發展，頻頻開展沙龍活動。實業界人士利用每星期五的聚餐會，談生意，談經濟，談暢行國貨、抵制日貨，談國事、議政事，尋求民主建國之路。周恩來曾親臨發表主題演講，董必武、黃炎培筆下記敘著星五聚餐會的歷史往事。

星五聚餐會的發起

曾參加過星五聚餐會的最初成員陳醒吾后來撰文說：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星五聚餐會就已經組成，并且有它自己的活動。

星五聚餐會大概是在抗戰前的1928至1929年之間就開始了。抗戰前，上海廠商公會的組織有兩個，一個是上海國貨工廠聯合會（簡稱廠商會），另一個是上海機制國貨工廠聯合會（簡稱機聯會）。

機聯會有一次在大會之后，有部分委員尚未離場，其中有中國化學工業社總經理方液仙、美亞織綢廠總經理蔡聲白、新民機器廠經理胡厥文、華生電器廠經理葉友才、中華琺瑯廠經理方劍閣、靈生油墨廠經理陳醒吾等。當時大家都感到會場氣氛不好，主要是無法解決日本貨傾銷的問題。但由于事前沒有準備，問題又很復雜，一時談不出具體的意見和辦法。

后來，方液仙提議搞一個聚餐會，讓大家多一些機會接觸，逐步深入討論，希望可以從中談出一些辦法來。大家贊成這個意見，議定每個月最后的一個星期五共敘晚餐，機聯會的全部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約共25人都參加。當時有一位委員表示愿做第一次東道主請客，其他的委員都贊成按年齡從少到老順序當東道主。至于聚餐的地點、方式和豐儉都由做東的決定，不拘一格。

星五聚餐會早期的活動

星五聚餐會最初的話題是工廠面臨的困難，主要是在日本貨大量傾銷下，中國的產品滯銷，資金周轉不靈；討論如何通過相互合作求得解決。稍后，會員中偶有親友由外地、港澳或國外來到上海，便邀請他們參加聚餐，請他們介紹見聞，也常常談到日本貨到處傾銷的情況。

星五聚餐會同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討論，逐漸認識到國貨難與日貨競爭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除了關稅不能自主、日本貨得到其本國的政府傾銷政策的扶植，尤其是當局不但對民族工商業不加扶植、反而多方摧殘之外。就實業界內部來說，各自打算、缺乏互相配合、流通渠道呆滯等等，必須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設法加以改善，國貨的振興才有希望。于是，同仁們的議論就逐漸轉到工貿雙方如何配合，力求打開產品的銷路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愛國同胞對日軍侵略東北義憤填膺。當時星五聚餐會有人知道中華職業教育社負責人黃炎培同當時駐守東北的湯玉麟有交情。在征得黃炎培的同意后，陳醒吾隨星五聚餐會一班人到上海法租界環龍路44號中華職業教育社，同黃炎培及該社另一位負責人潘仰堯等交換意見，討論如何說服湯玉麟不理會南京當局的不抵抗政策，奮起抗戰。

經過討論，公推黃炎培代表上海實業界赴東北與湯玉麟會面，如湯玉麟答應抵抗侵略，則上海實業界愿全力支援，以財力物力供應作戰需要。后據黃炎培說，他險些被日軍俘虜，歷盡不少艱險才回到上海。

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爆發，蔡廷鍇將軍統率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戰。上海市民痛恨日軍侵略，有組織地進行支援前線工作。當時天氣寒冷，前方將士急需御寒衣物，在“十九路軍需要什么就供應什么”的號召下，幾天之內就征集到大批寒衣及其他物資送往前線。星五聚餐會同仁同仇敵愾，通過各自的關系，征得一些有信用的單位，作為征集物資和與十九路軍聯絡的地點，共10余處之多。

九一八事變以后，曾參與抗日救亡運動的杜重遠來到上海。黃炎培與杜重遠是故交，某日邀杜重遠參加星五聚餐會。杜重遠在會上介紹了抗擊日軍的經過，使星五聚餐會同仁深感欽佩。此后，杜重遠常與機聯會成員方液仙、蔡聲白、胡厥文、葉友才等人接觸。

在一次敘會中，有人談起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曾經說過：“在‘淞滬抗戰’中，不少工廠被毀，現多正籌款修復，未能正常生產；加以時局動蕩，人心不安，市場蕭條，因此銀行資金不能充分運用，希望各廠想方設法迅速恢復生產。”張公權的這段話引起星五聚餐會同仁的注意，從而聯想到如何利用銀行的資金，把工廠的產品運到各大城市，與當地的大商店合作，設立專門推銷國貨的大型商店，用“中國人要用中國貨”這個口號，發揚群眾的愛國熱情，對抗日本貨的傾銷活動。

為了實現這個設想，星五聚餐會同仁公推方液仙等人去和張公權商談。張公權完全贊同星五聚餐會同仁的設想，并表示愿在銀行業務許可的范圍內，給予優惠待遇。

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后，民營廠礦掀起內遷運動，也有部分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南遷香港，加上若干銀行、廠商原在香港就有分支行或駐港辦事處，一時間由上海遷港的銀行（或分行）、廠商（包括辦事處）達到30多家。其中包括商務印書館、天廚味精廠、申新紗廠、大中華橡膠廠、新亞化學制藥公司、五洲制藥廠、美亞織綢廠、三友實業社以及中國、上海、交通等銀行的香港分行。由于香港已經“成為上海與內地聯系之中心，并為國內外交通之樞紐，星五聚餐會乃移港繼續舉行”。

內遷重慶的星五聚餐會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上海等沿海實業界大規模內遷。星五聚餐會轉移到香港繼續進行，由于工廠之內遷，國外器材之采購，國貨產品之外銷，亦有相當之貢獻。星五聚餐會因其持續時間較長、影響之大，逐漸成為工商實業界關于經濟問題的論壇活動。這一活動為后來成立的西南實業協會所延續和發展。

1938年5月20日，30多家遷港企業和金融機構的代表在香港勝利酒店歡宴，這是香港星五聚餐會的第一次聚餐。這次聚餐會上，康元制罐廠香港辦事處負責人阮維揚被推舉為聚餐會總干事，還規定每星期五中午舉行餐敘，以東亞銀行901號為聚餐會辦事處。

1939年9月，西南實業協會成立，總會及四川分會均設在重慶。會址在重慶中四路98號，1945年初遷白象街新建的西南實業大廈。該會除總會及四川分會設重慶外，還設有成都（負責人范英七）、貴州（負責人陳筑山）、云南（負責人繆云臺）、上海（負責人潘仰堯、蔡承新、蔡仁抱）等分會，此外仰光（負責人張澍霖、祝仰辰）、新加坡（負責人張禹九）也設有辦事處。總會理事長張群，常務理事張嘉璈、吳鼎昌、張篤倫、張肖梅、繆云臺、錢新元、劉航琛、盧作孚……

到1940年4月19日為止，香港星五聚餐會員廠商由30家左右增加到60多家，其間每周集會從未間斷。當1940年4月19日聚餐次數達到100次時，曾經舉行盛大紀念會。會后香港星五聚餐會正式改組為中華國貨產銷協會香港分會，成為一個社團組織。

胡西園把星五聚餐會稱為“一個聲氣相通的朋友聚會”。星五聚餐會發起者之一的史久鰲說：星五聚餐會名稱是聚餐會，“實際上并不是為我們同人自己好吃飯而聚餐，其目的是為謀使一般人有飯吃”。星五聚餐會活動內容包括聚餐、座談和演講：“每星期五舉行敘餐會時，除會員間彼此敘談交換著意見外，有時敦請專家演講，增進同人知識。有時邀請國內各地的來賓報告各地情形，一方借此互通消息，一方可使各人的事業賴以改進。”

座談有專題座談會和普通座談兩種，是星五聚餐會的一項主要內容。專題座談會主要針對經濟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在中午聚餐結束后進行座談討論。在討論出具體結論和辦法后，會把這些結論和辦法提供給會員廠商或政府經濟行政部門參考，特別重大的問題還會聯合各工業團體一道采取聯合行動。除了上述這些專題座談會外，星五聚餐會上還經常在演講者進行演講前后舉行座談，通過座談交流意見，增進了解，加強合作。

隨著交流的增多，會員們逐步認識到：要想達到抑制洋貨的目的，可以利用銀行的資金，把工廠的產品運到各大城市去，與當地的大商店合作，設立專門推銷國貨的大型商店，用“中國人要用中國貨”的理念，激發廣大國民的愛國熱情，對抗日本貨的傾銷行為。

意見達成一致后，星五聚餐會下設了“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專門負責此事。協會派人到南京、漢口、福州等大城市舉辦國貨展覽會、國貨樣品陳列會以及推銷團等活動，引起了民眾的極大興趣，帶動了西南地區以至全國國貨的暢銷。之后，昆明、貴陽、成都、桂林、武漢等城市都陸續成立了“星五聚餐會”。

1941年12月19日，西南實業協會星五聚餐會第一次會議舉行。此后數年間這一聚餐會持續開展，到1948年總共300余次。到會者少則一二百人，多則四五百人，參加者有民族資本家，國民黨黨政要員，金融、實業界人士，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人，社會賢達等。演講者大多是金融、實業界、學界的專家、名流，演講內容包括經濟信息、經濟理論、經濟政策、實業生產、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當前實業界存在的問題等。

周恩來演講經濟大勢

1945年10月19日，周恩來在西南實業大廈應邀參加西南實業協會的星五聚餐會，以《當前經濟大勢》為題對工商界人士發表演講。胡子嬰回憶說：周恩來演講那天，“會員都來了，座無虛席，非會員也來得不少，站在窗外，戶限為穿。”200多工商界人士聆聽周恩來的演講，胡子昂為擺脫特務的尾隨，扮裝前往。

胡西園在《我主持的“星五聚餐會”上，周恩來發表對工商界的歷史性講演》一文中回憶：“周恩來副主席蒞臨開會之日，首先我在主席位上站起來，鄭重作重要的開幕詞，周副主席在雷鳴似的掌聲中起立講演，諄諄施教，大家園息靜聽。”

周恩來在講演中，一開講就表示能同各位先生見面很榮幸。他謙遜地說：“自己對于這項課題，既非素習，又乏經驗，尤其在專家面前，實在是班門弄斧，所以今天兄弟是相當惶恐，只能略談一點感想，以及共產黨平時所主張的意見，求教于各位，希望能夠盡量批評，不論是贊成的、反對的，我們都愿意接受。”

接下來，周恩來一口氣講了3個小時，從發展工業建設的政治環境、資本問題、發展兩題、稅收問題、勞資問題等5個方面談了看法，指明了戰后中國發展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坦誠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對發展建設將采取的方針和政策，為民族指出了前進的道路。

演講中，周恩來明確提出了“國家資本、合作資本、私人資本在節制資本的原則下互相配合”的政策，重申了共產黨“反對官僚資本、壟斷資本、侵略資本”的態度，要求“關稅應當保護民族工業”“中國的勞動者與民族資本家都受壓迫，應該互相讓步，共同奮斗，以求中國經濟的發展”。周恩來的演講，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對于發展經濟的方針、政策，描述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基本政策。

這次演講因聽眾多、范圍廣，在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為團結、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胡厥文后來回憶說：“周恩來的演講對我震動很大，聽他對國內形勢的透辟分析，不覺耳目一新。”

盡管國民黨對這篇演講實行郵檢，10月20日的《新華日報》和10月30日的《西南實業通訊》照例登載，公開報道“周恩來發表《當前經濟大勢》演講”。

名人筆下的 星五聚餐會

1945年3月，董必武在《大后方的一般概況》之《關于大后方各黨派問題》一文中記載：星五聚餐會，這是重慶五個工商實業團體所組成的，其中包括：1.中國工業協會，2.西南實業協會，3.遷川工廠聯合會，4.國貨廠商聯合會，5.中國生產促進會。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一種組織，每星期五聚餐一次，并討論他們本身的困難和需要問題，也有討論到英美蘇對我國的關系及國內政治問題。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自延安回渝后，他們曾邀請《大公報》記者孔昭愷向他們報告陜甘寧邊區的狀況。他們所最注意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的實力及對私有財產和對工廠生產、勞資關系等態度問題……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蘇聯偉大的勝利和中共力量的增長，對他們都有影響。《新華日報》上關于財政經濟問題的主張，他們是重視并且贊成的。”董必武的文章說。

黃炎培從1942年7月31日被推為星五聚餐會會員后，一直是星五聚餐會的重要成員，從1942年7月31日到1946年2月黃炎培離渝返滬為止，黃炎培參加星五聚餐會52次，5次擔任星五聚餐會主席。1942年7月31日，黃炎培在第33次星五聚餐會上演講《岷江上游考察觀感》。《黃炎培日記》記載，1942年9月25日，“星五聚餐會被推主席，請勞動局長賀衷寒講‘工礦業勞工動員之計劃’，首述我國勞工統計，次述意見，頗扼要。高事恒建議民十七所訂工廠法有修改必要。尹致中述，工價黑市構成之原因，工人習慣之急須（需）改善，工作效率比戰前減半。”1943年10月8日，黃炎培在第92次星五聚餐會上演講《本屆參政會關于經建方面決議案之剖視》。

1941年12月26日，章乃器在星五聚餐會第2次會議上演講《當前工業金融問題》。1945年11月23日，演講目前的局勢；次日，《新華日報》用《章乃器大聲疾呼要用人民力量消滅戰爭》醒目標題作了報道。1943年1月15日，盧作孚在第57次星五聚餐會上演講《三十二年度生產計劃》。

抗戰時期，在重慶的章乃器、厲無咎、吳羹梅、胡厥文、馬雄冠、胡子昂、孫越崎、胡西園、康心如、盧作孚、吳蘊初、劉鴻生等著名實業界領袖人物，李景潞、徐伯園、何北衡、張麗門、高秉坊、莊仲文、賀衷寒、谷正綱、吳稚暉、林繼庸、劉蕓攻、吳國楨、張公權、蔣廷黻、張篤倫等主管經濟行政的官員、國家行局負責人、中央部會和各地行政要員，吳景超、楊蔭溥、胡政之、王蕓生、黃炎培、褚輔成、潘序倫、邵力子、方顯廷、郭沫若等學者名流，都在星五聚餐會進行過演講。

（本文作者系民建中央理論研究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