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按照自愿、彈性原則，穩妥有序推進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2024年9月1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決定》。70多年來，我國首次調整了法定退休年齡。

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我國重要的政策決策，當前推出這項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近年來，我國勞動力人口持續減少，經濟高質量發展亟須充實勞動力隊伍。勞動力是社會生產的關鍵要素，從數量和質量兩方面促進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根據“六普”統計，2010年全國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1.18億人，到2020年“七普”時升至2.17億人，高等學歷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從不到9%升至超過15%，勞動力質量整體提升；但另一方面，自2015年達到8.01億人峰值后，勞動力人數持續下降，到2022年為7.69億，較2015年減少了3200多萬人。一定程度上，勞動力質量提高對經濟發展的正向效果被數量減少沖減，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可以減緩勞動力退出市場，擴充勞動力隊伍。

教育年限拉長而法定退休年齡不變，勞動力市場“晚進早出”，造成人力資本投資低效率。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通過教育和在干中學積累形成。我國高度重視人才培育，2023年，我國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達到5.1%，2004至2022年教育經費從近7243億增加到6.1萬億元，增長了8倍。當前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11年，新增勞動力已超過14年，未來還將持續提升。與過去相比，現階段勞動力的教育年限更長，但在退休年齡不變情況下，意味著職業生涯更短。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可以改善全日制教育與全職就業的年限結構，優化健康勞動者進入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時間結構，從而有助于提高人力資本利用率。

此外，從社會老齡化角度看，老年撫養比例不斷攀升，代際之間贍養負擔不平衡，社會養老壓力越來越大。以國際上15歲進入勞動年齡階段和65歲進入老年階段計算老年撫養比，按此標準，我國老年撫養比在上世紀80年代初為8%，2023年已超過20%。若按我國勞動年齡從16歲算起，退休年齡在55歲左右，以此計算，全社會的“老年”撫養比超過50%，意味著每2個勞動者贍養1名“老年人”。若退休年齡不根據人口老齡化同步調整，就會造成后代的養老壓力越來越重，代際之間贍養負擔不平等。當前這種不平等正在加速惡化。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可在一定程度上減緩其惡化速度，為養老保險制度更加完善和更可持續的深化改革贏得時間。

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決定》中“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的重要內容，是“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的“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重要舉措。穩妥有序落實這項改革，關乎國家人口大計，需要關注多方訴求，疏堵補漏，增強措施可行性。當前延遲法定退休年齡還需要重點關注一系列問題，為后續政策有效實施提供充分的過渡期。

重視大齡勞動力的人力資源開發與利用。目前，我國50至54歲人口1.2億，50至59歲2.3億，如果平均退休年齡從55歲推延到60歲，將增加數以億計勞動年齡人口，這些人的就業壓力不容忽視。在“七普”統計的73個職業類別中，50歲及以上大齡男性勞動力的主要職業是建筑施工、批發零售服務、交通運輸倉儲郵政、辦事人員，大齡女性勞動力的主要職業是批發零售服務、辦事人員、住宿餐飲服務、教學人員，最先退出的都是計算機、通信、電子等技術要求較高的制造業崗位，這種職業結構與隨年齡增長人力資本衰竭趨勢密切相關。為了推進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政策有序實施，應加強對大齡勞動力培訓和職業教育的政策支持，延緩其技術衰竭速度。

增強自愿選擇延遲退休的主動性。“退休”意味著退出勞動力市場，轉換社會角色，以及收入來源將由勞動報酬轉為養老金，這些都需要個人從心理和經濟上做好準備。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待遇與繳費年限掛鉤，多繳多得，但靈活就業人員始終面臨個人繳費負擔重的壓力。增強個人主動延遲退休的自覺性，一方面要做好宣傳，使勞動者充分了解退休年齡、繳費年限與養老金收入的密切關聯性，做出最優的退休選擇，與此同時也要精準支持，對于繳費超過最低年限的靈活就業人員、小微企業等給予“減、免、緩、補”等的政策支持，適度降低其在延遲退休期間的繳費負擔。

重建家庭內部代際支持的結構平衡。從家庭內部結構看，50歲及以上家庭成員往往承擔照護父輩與看護孫輩的任務，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后，這些人的任務結構被打亂，不得不在工作與家庭代際支持之間做出選擇。為順利推進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革，需要加強工作靈活性，包括彈性工作時間和彈性工作地點。可進一步對勞動權益保障的規定做適應性修訂，例如，將育兒假、產假、探親假等置換為照護假、隔輩育兒假、療養假等，大齡人員繼續留在勞動力隊伍的同時，賦予其時間使用的靈活性，使家庭代際之間的支持結構重回平衡。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