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后，有5萬多潰敗的國民黨散兵游勇充斥街頭，混雜于民間。被中共城工部列入名單的國民黨特務分子和國際間諜及其他系統的特務在北平總數達7800多名。北平城的保衛工作，在“明”與“暗”的較量中交織著。

1949年7月6日，正式就任中央軍委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開始籌備公安部隊的組建工作……

公安中央縱隊成立后，受領的第一項重大任務就是保衛第一屆政協會議。

北平城內暗流涌動

北平于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

2月2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順利接管了國民黨北平市警察局。當天，執行中央“要先將有武器的特務機關搞掉”的指示精神，市公安局偵訊處按照早已掌握的敵特名單，逮捕了108名潛伏特務分子。與此同時，市公安局偵訊處設立了特務秘密自首登記處，從接管警察局當天的2月2日至28日，27天內有808名特務秘密自首登記，偵訊處還收繳電臺291部、各種槍支625支。

北平公安局進入北平城后，先抓獲了國民黨國防部二廳華北督察組北平379情報組的特工張景賢。他是379情報組的電臺譯電員，他供出了上家華北督察組組長傅家俊。

北平公安局局長譚政文立即指示內二分局，即刻抓捕傅家俊。在譚政文的親自突審中，傅家俊供出布置在北平的7個潛伏組、21名成員的姓名、地址和電臺等情況，還檢舉了國民黨國防部二廳華北督察組副組長張之程在京津地區布置的5個潛伏組。

這是一個開門紅的工作，工作成績得到了北平市委書記彭真的表揚，他在北平市委擴大會議上說：“肅清特務，首先搞危害最甚的特務。肅特要先上后下，先大后小，先武后文，先行動后情報，先國內后國際。”按照彭真的指示，北平市公安局在2月14日逮捕了陰謀組織反動武裝的張蔭梧。

張蔭梧是國民黨陸軍上將，“反共專家”。北平和平解放后，任“敵后游擊策動委員會”總指揮，躲在北平四存中學，以名義上的“停止活動，立即解散”為幌子，暗存大量武器，伺機在北平進行大破壞。偵查員從他住處搜出了229支長槍、3支輕機槍、2支卡賓槍、4000多發子彈，以及大量手榴彈、擲彈筒、電臺等物品。

鏟除了城內的大禍害，在城外郊區的香山腳下，卻發生了一宗人命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從西柏坡遷到北平香山的第五天，海淀流散軍人處理委員會的年輕干部董峻嶺失蹤，與他一起失蹤的還有他佩戴的一把德國造手槍。

這是一起涉槍案件，是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件大案。

案件引起了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的警覺，他馬上在頤和園召開中央社會部專門會議。案件很快偵破，殺害董峻嶺的李克勤，是一個潛伏特務……

這個案件剛剛破獲，在北平內又發生了一起重大縱火案。4月25日凌晨2時，北平電車公司停車場被特務放火，燒毀機車59輛、房屋101間。

這個大案驚動了周恩來。在案發現場，他嚴厲批評了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局長慕豐韻，并立下規矩：今后，你們公安局的領導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須親自到現場！

這個規矩，一直執行到現在。

這起敵特縱火案很快偵破，先后抓捕嫌疑人15名。事故發生后，全市工礦企業先后組建起了工人糾察隊，協助市公安局保衛工礦企業的生產秩序。

北平城的保衛工作，在“明”與“暗”的較量中交織著。

1949年8月31日，經毛澤東主席批準，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成立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隊。這是黨領導下成立的第一支正規建制的人民公安武裝。這個日子，后來也成為武警部隊誕生的歷史性標志。

公安中央縱隊成立后，受領的第一項重大任務就是保衛第一屆政協會議。

保衛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

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之前，公安中央縱隊精心組織了對市區和郊區的敵情調查活動，同北平市公安總隊先后進行三次拉網式肅特肅匪行動，破獲了國民黨13個區分部。僅619團在會議期間就協同公安機關就抓獲暗藏的國民黨特務、搶匪、會道門頭子及散兵游勇467人，收繳了許多槍支、彈藥、電臺設備等。

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后，公安中央縱隊第一師一團和三團擔負會場經西直門、頤和園到香山道路的警戒任務。為進一步提高安全系數，在原有警戒力量的基礎上，第一師又在重要和復雜的地點增設了33個固定哨和3個游動哨，全力加強會場周邊道路的巡邏警戒。除此之外，師工兵連每天進行會場內外的安全檢查，嚴防敵人投放爆炸物，并派出一個排在專屬防空區內挖掘了200余米的防空壕，做好防敵空襲的準備。

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進行中，公安中央縱隊警備團在大會警務處的直接領導下，負責保衛會場周圍和保衛和整個中南海內部，重點加強了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首長起居處的安全警衛，并與機關內部保衛部門密切配合，嚴格檢查證件，嚴防敵特分子和不良人員混入。與此同時，公安中央縱隊第二師也加強了有關力量，派出43名干部、戰士參加會議警衛工作，主要是警戒會場內部和擔任黃炎培、沈鈞儒等多位民主人士的隨身警衛。

參加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等眾多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下榻在亞洲飯店（今前門飯店），國民黨當局得知這一情報后，下令潛伏在北平的特務組織對亞洲飯店實施爆炸，妄圖制造驚天大案。

執行這一任務的是潛伏在北平的大特務吳瑞金，他幾次來到飯店踩點，絞盡腦汁地想了很多辦法潛入飯店，但都沒有成功。有一次，吳瑞金發現每天都有菜農挑著蔬菜到飯店送菜，不經過身份檢查便可從側門進入亞洲飯店。于是，他跟蹤送菜的農民，施詭計，套話問出飯店的采購員叫王強，王強每天叫村里的菜農將蔬菜送進飯店。9月24日早上，他便以送菜為名，來到亞洲飯店。不想，執勤的哨兵見他陌生，在仔細盤問中發現了問題。吳瑞金見敗露，想吞毒自殺，被哨兵制服。哨兵從菜籃子里搜出四枚威力巨大的定時炸彈，避免了住在飯店內代表遭遇不幸。

在保衛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期間，還發生了一些逸聞趣事。有一天深夜，李富春一人夾著文件急匆匆回家，新來的警衛戰士不認識他，堅決不讓他進院。后來屋內的人出來說明情況才予以放入。

第二天早上，李富春夫人蔡暢聽聞昨夜發生的事后，笑彎了腰，拉著李富春特意介紹給警衛戰士，不但沒有責怪戰士還表揚警衛戰士忠于職守，履行職責。

“有你們警衛我就放心了”

除了有趣的故事，還有一個識破“棄暗投明”耍把戲的真故事。

在民主人士北上的大潮中，趙冰谷攜妻子從四川轉道香港來到北平，于1949年9月11日住進北平前門外的擷英飯店，其公開身份是香港安通公司總經理。他利用這個身份，兩次去北京飯店拜見李濟深、陳巳生、薩空了；多次訪問李明灝將軍；去民盟總部拜見張瀾先生；多次晤訪《新民報》負責人陳銘德夫婦等。表示自己要棄暗投明，請求李濟深、張瀾先生舉薦他當政協代表，參加政協會議，請李明灝將軍介紹他拜見周恩來和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等。

其實，他的舉動，早就被公安人員盯上了。特別是他們夫婦頻頻不斷的社交活動，更是引起了公安人員的警覺。也正在這時，揭發趙冰谷的材料也寄到了市公安局和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徐冰、齊燕銘那里：“民革人士趙冰谷抗戰期間為中統局上海重要負責人，抗戰勝利后在滬為CC系工作，刺探民主人士活動”“上海解放前，趙冰谷在港為CC系專做李濟深方面的情報工作，請調查”“此人應予注意”。

舉報信就是線索，經過速查發現：趙冰谷又名趙峪、趙志新、趙中和，江蘇寶山縣人，出身于沒落官僚家庭。1923年在湘軍譚延闿部任秘書、參議，后在軍閥張作霖部任幫辦文書；1934年4月，由國民黨特務潘公展等人介紹，參加CC系組織。1934年5月，擔任國民黨特別設立的專門對共產黨作戰的調查機關——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南京通訊社”社長。同年，又被委任為蕪湖大江日報社社長。1942年被委以“軍委會東南工作團”主任后秘密潛回上海與汪偽政府進行接觸，并擔任偽浙江省銀行總經理等職，墮落為漢奸。

抗戰勝利后，趙冰谷升任國民黨軍委會少將參議，其后，又被委任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四川參謀團，重慶行營、成都行轅的少將參議、特別黨部執行委員、中統四川肅反專員。

1947年2月，陳立夫在南京秘密召見趙冰谷，命令趙冰谷以經商為名，代表以四川軍閥陳萬仞為首的“軍官聯誼會”，與在香港籌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先生進行接觸。之后，趙冰谷多次往返于滬港之間，不斷將李濟深、蔡廷鍇、何香凝等民主人士的活動情況，以及民革籌備、共產黨人在港活動、香港進步報刊等情報秘密呈報給陳立夫。

趙冰谷此次北平之行，是與陳立夫密謀后，決定打入新政協的又一舉動……

一切都是徒勞。在政協第一屆會議召開的前夜，也就是1949年9月20日晚，當晚11時，趙冰谷夫婦被逮捕。在他的住處搜出電臺密碼，從他攜帶的行李物品中，搜出國民黨東南工作團的證件。

北平警衛工作的突出表現成績，以簡報形式，報送給了中央領導。有一次開會，毛主席見到中央警衛師師長吳烈和政委鄒衍時說：“有你們警衛我就放心了?！?/p>

為了感謝中央警衛師為大會作出的貢獻，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秘書處受大會全體代表委托，向全師每位官兵都贈送了一枚“1949·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紀念章”。

保衛開國大典

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圓滿結束，開國大典隨即開始。

公安中央縱隊警備團擔負天安門城樓上下及觀禮臺周圍的警衛任務，確保中央首長、各民主黨派人士、外賓和觀禮群眾的安全。

作為開國大典的核心區域，這里是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絕不容有任何漏洞。為此，公安中央縱隊警備團采取以武裝警衛為主，便衣警衛為輔，以及部署標兵和驗證軍官等方式，維持大典秩序，嚴防敵特分子混入和破壞。

除核心區之外，公安中央縱隊第一師還加強了軍警民一體的全城警戒。在城內執行正常警衛任務的第二團所擔負的155處警衛目標，在西北城郊執行任務的第一團所擔負的7處警衛目標，第三團所擔負的15處警衛目標，都加強了警戒，增派了巡邏組。

地面易控，空中難防。為了防范國民黨可能實施的空襲，第二團擔負了天安門廣場周圍13個制高點的控制任務，同時負責復興門西側和安定門、宣武門西側3個防空區的警戒和防空工事的守護任務，嚴密監視敵情動態。

1949年10月1日凌晨5時，公安中央縱隊按預案迅速到位。整個天安門廣場、城樓下、金水橋后、東西觀禮臺，包括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廣場向南到前門箭樓，紅墻中間的松樹林地帶，全部嚴密警戒，封鎖各路口，禁止任何車輛和行人通行。

為了便于組織指揮，公安部、市公安局在天安門西觀禮臺下設立了大會臨時指揮部，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擔任總指揮，市公安局三處副處長武創辰等擔任副總指揮。除主席臺的警衛由公安部直接負責外，其余的大會保衛任務，幾乎都由市公安局承擔。

為了確保永載史冊的開國大典萬無一失，北京市公安局局長譚政文在局里專門開了兩天會議，認真研究、布置大會內外的各項安全保衛工作，僅觀禮臺周圍，就從公安部隊調派了1000多名便衣警衛。不僅如此，北京市公安局還以便衣警隊為基礎，專門成立了警衛科，隸屬于保衛處。

在開國大典時，有一部分警衛分散到游行隊伍中，進行隨機控制，以防出現意外險情；另一部分則與有關派出所共同負責會場四周制高點的控制。

在參加開國大典保衛工作的便衣民警中，警衛隊副大隊長李寧是非常幸運的。他的任務是負責中南海到天安門城樓沿線的警衛，以及與負責天安門城樓上警衛任務的中央警衛處指揮員之間的聯絡，并護送毛澤東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城樓，通報大典進度等。因此，他胸前佩戴的標志也與眾不同。

開國大典這一天，天安門城樓觀禮臺上使用了兩種證件，一種是紅色綢緞豎式燕尾條狀貴賓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以及重要貴賓佩戴的就是這種紅色證件。另一種就是李寧佩戴的淺黃色綢緞豎式燕尾條“工作人員”證，順序號上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會籌委會”印章，只有中央首長的秘書、警衛員以及中央警衛處的少數警衛擁有。

李寧后來回憶說，10月1日這天，看著近在咫尺的毛主席和新中國領導人們一步步登上城樓，難以抑制激動的心情，始終不敢忘記自己的職責。后來，他將這一特別標志捐給了北京警察博物館。

開國大典當日，關瑞蘭等女警負責天安門后至午門前這一段警衛。在開國大典進行中，她負責城樓上的供水。多年后，她追憶說：“每時每刻都提高警惕，都是瞪大眼睛的。”“開國大典開始后，我在城樓下燒開水。開水由幾個男同志和兩個女同志送上城樓，用洋鐵壺，一壺一壺送到天安門城樓上去。誰是哪號壺，是固定的，這壺是不能交給任何人的。這是紀律。”

北京市公安局劉朝江，當時在內七分局高碑胡同派出所工作。這個派出所是1949年6月由街政府和派出所合并時新建立的一個中心派出所，所長是來自老區的宋克棟。天安門城樓和天安門廣場就在內七分局管界，而高碑胡同派出所則在天安門廣場的西側。這個布局，給這個地區的保衛任務增加了難度。但為了開國大典，宋克棟把“明崗”做大做強。劉朝江后來回憶說：“當時身著豆綠色的公安干部制服，頭戴豆綠色解放帽，圓形的帽徽上鑲嵌著‘公安’兩個耀眼的字，胸前別著一枚帶有紅色天安門輪廓的圓形證章（代替出入證）。這一‘明崗’起到了很好的震懾作用。來回穿梭巡邏，一次需要半個多小時，但不覺得累。到了換班時，都不愿換，都想多值一個班。盡管大四眼井緊靠天安門廣場，但我們任務在身，不容我們分神。責任大于天！”

北京市公安局在1949年年底的工作總結中自豪地寫道：“我們基本上完成了首都的警衛工作，保證了各種重要會議的進行，保衛了各級首長、民主人士及國際友人的安全。”

（本文作者朱彥為西北政法大學教授、民盟盟員、閆樹軍為北京古都學會影像專業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