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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亞子與彭澤民的交往

2024年08月07日 10:13  |  作者:張杰  |  來源:人民政協(xié)網(wǎng)-人民政協(xié)報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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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成立時部分人士合影,前排左起:朱蘊山、柳亞子、李濟深、何香凝、彭澤民

柳亞子是著名的愛國詩人、民主人士,早年加入同盟會、光復會,組織南社,參加辛亥革命,后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先后參與國共合作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民主運動,為民革創(chuàng)始人之一。彭澤民,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支持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是中國農(nóng)工民主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

柳亞子與彭澤民有多次交集,在其撰寫的《八年回憶》中有很多描述。從中可以深度了解柳亞子與彭澤民的交往,了解二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史實。

“彭先生是我的老朋友”

抗戰(zhàn)時期,柳亞子與彭澤民在香港再次相遇,柳亞子有如下的記載:

這時候……又看見了張仲仁、彭澤民兩先生……彭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國民黨第二屆的中委,兼任海外部部長,孫總理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記得1926年5月我去廣州出席二中全會,有人提出“整理黨務案”,破壞孫總理三大政策,在會場中劫于惡勢力,居然通過了。廖夫人起來反對,當然無效,她慷慨激昂地講了許多話,連頓其足,我是義憤填膺,幾乎刺激到失去知覺的程度,半個字也講不出來,只有連連拍掌,贊成廖夫人的講話,以出我心頭之氣。彭先生呢,他當場也氣得手足發(fā)抖,不能發(fā)言,到散會以后,對著總理的遺像,傷心地大哭起來。這樣一來,廖夫人頓足,柳亞子拍掌,彭澤民痛哭,傳為二中全會的痛史,直到前天還有朋友在提起呢。后來南京清黨,武漢拆臺,彭先生好像也曾參加汕頭的起義,失敗后遠走南洋,住了好幾個年頭,還到香港,以做醫(yī)生自給。我見了他,當然是悲喜交集,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了。

這段話內(nèi)容比較多。首先,柳亞子與彭澤民初次有非常深刻記憶的見面應該就是1926年5月,因為筆者翻查相關史料,未找到這個時間點之前柳亞子與彭澤民有深刻交往的記載,或許二人見過,但肯定也只是見過而已。但是這次見面,因為兩人志趣的一致,給彼此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柳亞子對彭澤民1927年之后的一段時間的了解并不十分準確。所謂汕頭的起義,說的是彭澤民參與了南昌起義,后彭澤民參與的這支部隊一直退到潮汕地區(qū),失敗后彭實際上退到了香港。所謂“遠走南洋,住了好幾個年頭”的說法不準確。實際上,這段時間,彭澤民主要參與中國農(nóng)工民主黨前身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事宜,雖去過南洋,但是在香港和內(nèi)地的時間也不少,更不是單純以做醫(yī)生自給。

具體事實為:1930年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立,彭澤民被選為中央干部會干事,在香港負責南方區(qū)干部會的會務工作。1933年福建事變時,彭赴閩參加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后回香港。1935年11月參加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二次代表會議,此會決定將組織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彭則被選為臨時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書記。

二人互動頻繁的時期

香港時期,柳亞子與彭澤民之間發(fā)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二人圍繞著皖南事變的一系列互動與交往。據(jù)柳亞子回憶:

我到香港,已是1940年的年底,隔了十多天,便是1941年了。此時正在新四軍皖南事變的前夜,國內(nèi)政治逆流,一天高漲一天,廖夫人發(fā)起,約了我和孫夫人,還有彭先生,開了一個四頭會議,發(fā)表宣言,想制止事情的變化。誰知等到這宣言印好了,由國新社分發(fā)到各報館的時候,皖南事變早已爆發(fā),重慶方面駐滬辦事的人想扣留這個宣言,不給我們發(fā)表……

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和彭澤民,都是當時有一定威望和影響力的人物,這幾位召開四頭會議,目的自然是在抗戰(zhàn)的大環(huán)境之下,阻止國共沖突的可能。同時,就皖南事變的發(fā)生,向蔣介石問責。但從具體的效果來看,這次四頭會議并沒有直接的作用。且所謂宣言最終并未發(fā)表,當然其復雜程度,也非本文所能描述。因此柳亞子此時的心態(tài)并不佳。

柳亞子說:“此時我痛苦極了,一方面和孫夫人、廖夫人、彭先生繼續(xù)交換意見,寫信給重慶的要人們,營救希夷,一方面只好作詩來發(fā)泄我的牢騷。這時候的詩,是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好了。”

因而,柳亞子也好,彭澤民也好,雖然都不斷交換意見,但此時都沒法直接影響到時局,柳亞子還一度消沉。這段時間也是柳亞子與彭澤民互動相當頻繁的時期。

共同參與民革創(chuàng)建

此后,柳亞子與彭澤民共同參與了民革的創(chuàng)建,筆者曾著文《1948年元旦前后,柳亞子的政治抉擇》(載《人民政協(xié)報》2018年12月27日),內(nèi)中提及:

(1947年下半年)柳亞子與何香凝、彭澤民、李章達、陳其瑗、李濟深等人一道,在給宋慶齡的信中寫道:“本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在反動派把持之下,也變成了背棄總理遺教,甘為獨裁者自私和賣國殘民之工具。我們應海內(nèi)外大多數(shù)黨內(nèi)同志的要求,特發(fā)起本年11月12日總理誕辰紀念日,在香港開一黨內(nèi)民主派代表會議,討論本黨新生與實現(xiàn)國內(nèi)民主和平等問題……

從中也可知,彭澤民作為中國農(nóng)工民主黨的元老,參與了民革的創(chuàng)建部分事宜。從中可以推斷,這段時間柳亞子與彭澤民應該有不少互動。其中的史實,希望日后能看到有心的史家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柳亞子紀念館文史研究員,農(nóng)工黨蘇州市委黨史理論研究會副會長)

編輯:廖昕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