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是人類原生文明中唯一一個沒有斷裂的文明，有一個學界共識，即我們的母語語言文字，是我們的文明最重要的載體與支撐。中華文脈延綿不絕，文字記錄功不可沒，簡牘的作用極其重要。

數(shù)千年前，中華先民取材竹木，始做簡牘。自此，人們的所見、所為、所感得以“傳于異地，留于異時”。迄今為止，我國已發(fā)現(xiàn)30多萬枚簡牘。書寫于竹木上的文字，為我們認清文明的來路，提供了直觀且可靠的線索。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首檔聚焦簡牘的大型文化節(jié)目《簡牘探中華》，便是從刀筆留痕處著眼，通過“實地探訪+實景戲劇+文化訪談”的創(chuàng)新表現(xiàn)形式，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探尋歷史的新大門。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絲路

從華夏大地到地中海之畔，一張古老而龐大的路網(wǎng)橫貫亞歐大陸。早在文明初生的年代，便有先民以無比驚人的勇氣與決心，穿過大漠、翻過高山，用腳蹚出了這條聯(lián)通不同文明的路途。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將它命名為“絲綢之路”。但由于缺乏驛站遺址、路線圖等考古實證，學術(shù)界對絲綢之路的真實性存有爭議。直至110年后，敦煌的風吹散了掩蓋歷史的塵沙，2000多年前的漢代郵驛——敦煌郡效谷縣懸泉置重回人們的視線。

出土于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記載了河西走廊地區(qū)武威郡到敦煌郡10余個驛置的信息。它與“居延里程簡”接力勾勒出了漢代長安至敦煌的具體線路走向，為2014年“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wǎng)”申遺提供有力的材料支持。

兩漢絲綢之路在空間上經(jīng)過了懸泉置，在時間上則停留在了懸泉漢簡。在已經(jīng)整理的簡文中，我們可以找到于闐、龜茲、烏孫等多個西域使者途經(jīng)懸泉置的“足跡”。譬如，一枚漢簡記錄了為接待龜茲王夫婦，懸泉置布置了“八尺床臥一張，皁若青帷”等生活物品；又如，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瑞獸”獅子，其實是“外來物種”。“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師使者，□只以食鉤盾使者迎師子”，漢簡中的記載印證了獅子是經(jīng)古絲路傳入中原。書寫于竹木的文字，雖只有寥寥數(shù)筆，卻生動、豐滿，與之對視，仿佛歷史的洪流在身邊流淌，“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的盛景近在眼前。

寓教于樂，親近簡牘之美

《簡牘探中華》播出期間，恰逢第48個國際博物館日，今年的主題為“博物館致力于教育與研究”（Museums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重點強調(diào)了文化機構(gòu)在提供全面教育體驗方面的關鍵作用。身為江寧織造博物館館長，我素來注重運用各種傳媒手段對博物館進行良性傳播，以吸引更多人走進博物館這座“大學校”，親身感受歷史文化的魅力。令人欣喜的是，在“文博熱”持續(xù)升溫的當下，總臺不斷向更專精的內(nèi)容場域探索，為“冷門”館藏提供導賞，播撒文明傳承發(fā)展的種子。

對于初次接觸簡牘的參觀者而言，艱澀難辨的文字具有一定的理解門檻。為此，《簡牘探中華》在文化訪談、實景戲劇的基礎上，增加了實地探訪的內(nèi)容，從開篇的考古遺址到館藏文物，再到最新的研究發(fā)現(xiàn)，梳理出簡牘文字背后的歷史內(nèi)涵。與此同時，節(jié)目中精妙的互動設計，帶給觀眾更直觀的“血脈覺醒”。譬如，節(jié)目中演示的張家山漢簡《引書》的眼部導引療法，吸引了不少觀眾“跟練”。這一刻，古老的文物與當下的生活產(chǎn)生關聯(lián)，晦澀的文字一下子變得可知可感。

此外，很高興看到，隨著節(jié)目的熱播，里耶秦簡博物館、甘肅簡牘博物館等專題類博物館被網(wǎng)友寫入“打卡清單”。在不久前的“五一”假期，湖北省博物館推出“惠此簡書——睡虎地秦墓出土簡牘”特展，曾在《簡牘探中華》中亮相的兩封“中國最早家書”、“喜”的3D復原頭像成為展館焦點，吸引觀眾網(wǎng)友實地打卡。

于我而言，參加《簡牘探中華》節(jié)目的錄制受益匪淺。從立法制度的更迭到社會習俗的變遷，從地理風貌的描摹到民族交流的記錄，簡牘上的一筆一畫，讓我清晰感知到先民的智慧與思考，觸摸到中華文明的厚度與溫度。相信通過《簡牘探中華》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蘊藏于簡牘背后的歷史文化將煥發(fā)更加璀璨的光彩，展現(xiàn)更真實、鮮活的中華文明！（注：□表示簡牘上有字，但不能釋讀）

作者: 酈波（南京師范大學教授、江寧織造博物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