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張騫墓發掘后，西北聯合大學在遺址旁設立了《增修漢博望侯張公墓道碑記》。發掘主持者徐旭生、何士驥等學者，在公開刊文中將發掘張騫墓稱作“整理”張騫墓。相較扎眼的“發掘墓葬”，“整理墓葬”似乎較容易為公眾所接受。

從“發掘”到“整理”“增修”，一詞之差，顯示在此次發掘的學術工作之外，還有著一波三折的公共考古歷程。

發掘前的公共宣傳

民國時期，張騫墓始終有張氏后裔保持香火祭祀，且受到當地群眾和往來商旅的祭拜。由是，徐旭生等學者用“整理”代替“發掘”，主要是顧及張氏后裔以及當地群眾的情感。畢竟一旦科學考古“發掘”到自家祖墳，總是引人不快，而自古民間素有整修祖塋的做法，以“整理”“增修墓道”的方式開展發掘，能夠一定程度上安撫張氏族人的情緒。

為謹慎起見，何士驥等西北聯大學者沒有直接開展發掘，而是先清理調查墓前的石刻。

在此基礎上，西北聯大積極開展公共宣傳，介紹此次考古工作。其一，何士驥等學者在清理墓前石獸時，專門為石獸壘出石座，向公眾展示其考古工作旨在保護張騫墓。其二，清理墓前石獸的調查報告指出，當時所以認定此墓系張騫墓，主要根據清乾隆時期陜西巡撫畢沅的考訂，但畢沅的結論只依據有限的傳世文獻。如需證明此墓確系張騫墓，則需要“揭開各個墓門，作全部之清理”“以不動原物，僅加掃除為原則。”如此一來，發掘工作不僅無損于張騫墓的威嚴，反而有助于打消坊間傳言。其三，西北聯大計劃在發掘張騫墓后設立博物館，最大限度發揮張騫墓的社會意義，特別是“于今日一致喚醒民族意識，對外實行抗戰之際，必有極大之裨益”。

與張氏后裔的交涉

1938年8月14日，西北聯大校方專門招待張氏后裔中最為年長的張林庵，勸說其同意發掘。在此方面，何士驥等學者做了三方面的工作。首先，極力褒獎張騫的歷史地位，稱其為“民族英雄”“東方之哥侖布”。其次，從張氏后裔的立場出發，解釋整修張騫墓的必要性。因清理墓前石獸時發現雨水沖刷的洞，周圍“封土，至為虛松，有一推即倒之勢”，因而“整理”能夠避免“不肖之徒，妄自出入，擅加損毀”。再次，保證張氏后裔全程參與張騫墓的“整理”工作。

8月18日，何士驥的考古引路人、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所長徐旭生到達城固，指導張騫墓發掘。徐旭生一到城固，就專程拜謁博望侯祠，并會同西北聯大學者及城固縣官員再次會見張氏后裔。經過前期的說服，張氏宗人對發掘工作“無異言”，僅表示“近日有人（或系聯大學生）到墓上，竊取券磚，要求出示禁止”，對此城固縣及西北聯大表示同意。

竊取墓磚，對于張氏后裔而言是玷污先祖，而在徐旭生等學者看來則是破壞墓室的完整性。公眾與考古學家兩方雖然出發點不一定相同，但并不妨礙其達成諒解乃至共識。

發掘開始前的儀式

1938年8月24日，發掘工作開始。與其他考古發掘徑直開展學術工作不同，在張騫墓正式發掘開始前，西北聯大專門舉行了公祭博望侯的典禮，“張氏后裔及張氏戚友數十人俱鄭重參加”“并備鼓樂禮祭”。典禮按照張氏后裔、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及城固縣政府、西北聯大歷史系考古組、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順序，分別向張騫墓致祭。

典禮“禮節隆重，鼓樂嚴肅，參觀者亦多肅然起敬”“頗能引起一般社會對于鄉賢之注意，故前往參觀者，千百成群，絡繹不絕于途”，甚至于“墓前及四圍無隙地”。群眾的圍觀，使考古工作現場變成一個愛國主義教育的課堂，此前在報刊上有關宣傳，得以更為直觀的方式展現在公眾面前。

發掘現場的沖突

發掘中，張氏后裔每天親臨現場，與學者一道參與相關工作。徐旭生根據此前的發掘經驗，判斷張騫墓發掘“非十數日不辦，而墓門高可及丈，又出余等意料外。”對此，張氏族人失去耐心，“提出抗議”。經過徐旭生等人“解釋訓諭，婉抗交施”“彼等始允開墓門，去土入觀。”27日晚，墓室外圍磚被移去一部分，普通人可以“附身入墓”，但徐旭生則堅持“必去至如余身量之人可不俯身即能入始止”。在徐旭生的反復勸說下，張氏后裔同意打開墓室。

雖然27日白天徐旭生對張氏后裔反對打開墓室頗為不滿，但在27日收工后，徐旭生獨自一人在寓所，做了徹夜反思：“以學術言，吾儕有十分理；以人情言，張氏理由亦頗充足”“當學術與人情沖突時，只有取決于政府之法令。”

由于當時負責認證發掘資質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已于抗戰爆發前停辦，徐旭生等人的發掘無法獲得法律上的認可，“故此日張氏如果阻止發掘，吾輩實無辦法”。換言之，徐旭生認為科學發掘固然重要，但并不能簡單粗暴地以科學否定公眾的樸素情感。考古發掘必須直達生土層，亦即將墓室一層層全部揭開，如此一來，勢必嚴重傷害張氏后裔的情感。

故此，徐旭生決定“今日吾輩暫如張氏意，上面取土一層，入各室內一探規模，以為下次工作之預備，下層一切不做，亦未始非善法。”

次日，徐旭生先后征求了許壽裳、周國亭、何士驥等學者的意見，決定發掘到此為止。9月2日，經與張氏族人商議，決定封墓。

發掘后立碑紀念

發掘結束后，除學術方面繼續開展出土文物整理外，徐旭生等學者仍持續開展公共宣傳。

9月12日，徐旭生、許壽裳、何士驥，以及胡庶華、黃文弼等學者參加封墓紀念儀式。10月2日，徐旭生、何士驥與黎錦熙、吳世昌等學者專門開會討論為張騫墓立碑，決定在碑上鐫刻西域圖、補校《張騫傳》，以及吳世昌撰、黎錦熙書的碑文。由于發掘工作顯然已經不止于“整理”張騫墓的外部，為名實相符，碑名將此次發掘定位為“增修張騫墓墓道”。

紀念碑碑文不僅向張氏族人及公眾解釋了此次發掘的意義，特別是突出了激勵各方愛國熱情的意思。第一，相關工作有助于保護張騫墓，西北聯大在發掘后為張騫墓“鳩工培土，重加封植。”第二，發掘中在“散亂陶片中，間有‘博望’漢隸，尤足證為張公原墓為無疑”。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時值抗戰國難，張騫所代表的尚武精神“能御侮圖強，貨殖恣所取給者，胥有賴焉”，因而，發掘張騫墓有助于“立懦振頹，完復興之大業”。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聯大還計劃“征收附近地十余畝，建議由西北師范學院在彼間辦一博望附屬小學，并附設一西域園，將可考從西域移植之植物，如苜蓿、蒲桃、石榴之屬，盡量種植。”雖然此后囿于客觀條件，此議未能實行，但這一設想已和今天公眾所熟知的遺址公園頗為相似。

張騫墓發掘的公共考古意義

從考古學史的角度來看，張騫墓發掘的學術成績相對有限。即便是那枚有“博望”字樣的陶片，徐旭生與何士驥都持謹慎懷疑態度。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瑞考證，此張騫墓并非張騫之墓。

張騫墓發掘所以被反復頌揚，更多源于其成功的公共考古實踐。徐旭生及西北聯大學者用“整理”替代“發掘”，起初不免是回應公眾忌諱考古發掘的無奈之舉。但在實踐中，盛大的整修張騫墓儀式，吸納張氏后裔參與發掘工作，在發掘后為張騫墓厚培封土、增立紀念碑等方式，不僅起到了調和科學發掘與公眾情感的作用，更讓公眾身臨其境地體會到張騫墓所承載的民族精神。

基于張騫墓發掘中的公共考古，張騫墓的關注度得到了大大提升，成為公眾緬懷民族英雄、樹立抗戰必勝信心的公共文化場所。

時至今日，《增修漢博望侯張公墓道碑記》歷經近百年風雨，仍矗立于陜西省漢中市城固縣饒家營張騫墓遺址，默默訴說著張騫出使西域和西北聯大師生學術救國的故事。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