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溥儀的一生波瀾起伏，從清朝末代皇帝到日本人的傀儡，從偽滿洲國戰犯到新中國的文史專員，晚年回歸一個真正普通人的溥儀，才真正找到了心安之處。本文作者從1962年調入全國政協機關工作后，曾與溥儀做過一段時間的鄰居，從他回憶敘述的字里行間，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平凡的溥儀。

初見溥儀

我1962年從作家協會調入全國政協機關工作，由于沒有單身宿舍，我和剛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分配到政協文史辦公室工作的孔令源同志，受到特殊待遇，被派居住在南大院辦公核心區的西樓（兩層）上的一間20平方米的屋子里，待遇頗優。孔令源比我先到一個月，我一住進去他就對我說，你我受優待，居住在辦公核心區。他還神秘兮兮地輕輕對我說：“受優待居住在核心辦公區的除了你我，還有兩個人，就是剛剛新婚不久、當了政協第一批文史專員的愛新覺羅·溥儀夫婦，他們就住在對面的東樓一層，明天你就可以看到‘皇上’和‘皇后’，我們的福分大不大？他們是婚后外面找不到合適的住房，而受優待住進來的，已有幾個月了！”他指著東樓一樓中間的一大門，那就是他們倆居住的地方。我望了一眼，很清楚，離我們的距離約30米，正巧面對面。

次日早晨6點半左右，我正做著體操，耳邊傳來“吱”的一響開門聲，我舉目一掃，正是昨晚小孔指給我看的東樓一層中間的大門。先走出來一位40來歲的女人，相貌優雅文靜，手提一個裝東西的中型黑色皮包。我遠遠地定心注目，心想這準是溥儀的新婚夫人了。女人剛順手關上門，緊接著門又被推開，出來一個戴眼鏡的男人，他拉著女人的手，先下臺階，向我站的平臺方向走來。

這一定是“皇上”溥儀了。我目不轉睛地盯著他們，他們卻沒有注意到我。一直等他們上了臺階，到了我站著的平臺，往大院的二道門走去，才發現了我。由于彼此陌生，又因為大院別無他人，迎面碰上，我主動向他們點頭微笑，他們也對我微笑點頭，算是還了禮，但彼此沒有對話。

我回到宿舍，把剛才樓下平臺二道門見到的一幕，告訴孔令源。他笑了，操著廣東口音對我說：“慢慢你就知道了。我在文史資料辦公室上班已一個多月了，我們的辦公室在東院，房子矮小人擁擠，還有一個辦公室就在樓下二道門東側，比較大，但也很擠。但在北大院西側，專門給第一第二批文史專員如溥儀、溥杰、杜聿明、宋希濓、沈醉等開辟了專員大辦公室，鋪有沙發地毯。他們每天同機關干部一樣上下班，不是自己寫稿，就是審稿編稿，還挺忙的。文史專員中最活躍、見人就熟的是沈醉，見人金口不開甚至目不斜視的是溥儀，倒不是他有架子，而是就這種怪怪的性格，有點呆頭呆腦，挺好笑又好玩的！”小孔的一席話真的在后來相處的幾年日子里，漸漸得到印證。

溥儀趣事

那時候，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文史專員畢竟是“特赦人員”，因而一般的機關干部常同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

當時我同文史專員的關系比較密切，常常趁聯系工作之機，主動找文史專員談論他們已發表和未發表的文史稿件等等，特別是與沈醉和宋希濓兩位關系更密切些。關于溥儀的若干趣事，最早就是他們倆傳到我耳朵里的。

趣事一：一次，溥儀和其他特赦戰犯一起參觀故宮博物院，北京市派管理干部陪同，故宮方面也派人接待。溥儀3歲登基，1911年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被廢除，他受優待繼續在故宮做“小皇帝”，一直到1924年馮玉祥將軍進北京把溥儀轟出故宮，時年已18歲，溥儀在故宮度過了少年時代及至成年。30多年后他再進故宮，不但自己覺得新鮮，而且別的同行都把他當成導游，讓他講講故宮過去的故事。

他平日沉默寡言，但這次頗為興奮，有問必答。他說故宮比早年漂亮多了、變新變大了，自己真沒有想到。他還講起他所知道的，諸如先帝乾隆何以高壽89歲退位養老？珍妃何以被慈禧太后投井而死？他3歲登基何以在太和殿皇帝寶座大哭大鬧？等等。但人們更感興趣的是他為了學騎自行車，下令把養心殿附近的院落的大門門檻統統砍掉的故事。

晚年的溥儀。

原來，在故宮小朝廷當皇帝的溥儀進入少年時期，也同別的孩子一樣，什么新鮮就玩什么。那年月，學騎自行車是新鮮事。溥儀一學會就不愿意往故宮大廣場上騎，那里不僅路遠，而且是磚頭鋪砌的，高低不平。他就喜歡在居住的養心殿附近串巷子、進院子，曲里拐彎、十分有趣。但所有院落的大門都有門檻，十分礙事。他便下令，兩天內把附近幾個院落的大門門檻統統砍平。從此，騎車無障礙，痛快極了。溥儀講完，沈醉就問：“那時做小皇帝，還是金口玉言，一張口就立即執行？”溥儀即答：“那當然。小皇帝也是皇帝，誰也不敢回話阻止！那時我還有隨時處罰他們的權威呢！”所有同行者都不約而同地發出了笑聲！

趣事二：由于剛剛走進新社會的大環境，從特赦戰犯轉身為政協文史專員，的確有個如何更快適應的問題。除少數人如杜聿明、鄭庭笈等有家眷從海外歸來外，多數人都處于單身狀態。他們除了勞動或上班，到了休息日便常常聚在一起，一塊兒外出購物吃飯或逛公園、坐公交車等。別人都很快能適應，不會誤時誤地誤車，唯獨溥儀常常誤時誤車找不著地兒。于是大家商定必須有人陪伴溥儀從單位出發，一塊兒坐公交車，不料仍出了差錯，鬧出笑話。

有一次，沈醉、宋希濂、羅歷戎等幾個人帶著溥儀，從西城白塔寺坐無軌電車去動物園。那時他們這些剛獲得自由的人，都是排到所有乘客最后才上車。但那天直到所有人都上車了，溥儀還在車站等著。等大家發覺，去動物園的車已經啟動了，車上車下都在呼喚，售票員發現后，就在車窗同溥儀打招呼：坐下一趟車吧！沈醉等被擠在車廂里，根本無法向車下喊話。

原來，溥儀是想讓別人都上車，自己最后一個上的，沒有想到這么擠，等他前面的一位中年婦女好不容易擠上去，結果車門一關，把他一人扔在車站了。溥儀無奈，只得等下一趟了。在車上的沈醉他們再急也沒有用，只能到動物園終點站等溥儀了。這是從崇文門到動物園的3路無軌電車，乘客雖多，但車也多。他們在動物園終點站等了兩趟后面的3路車，仍不見溥儀的影子。沈醉說：“壞了，這位皇兄一定坐錯車，不知上哪里去了。”

正著急，第三趟3路車來了。大家睜大了眼睛看，最后一個，溥儀下車了，立即轉急為喜，沒有說話，直招手。溥儀倒先開腔了：“你們一走，我上了1路車，掏錢買票到動物園，售票員說你坐錯車了，下站阜成門你下車，倒3路車去動物園。沒想到阜成門站的乘客比白塔寺站還多，我又讓別人先上，到第三輛才上了車，這不，我就來了嗎！”別人急他倒不急，一席話把大家都逗笑了。

溥儀夫婦在新居聽收音機。

溥儀成家

1964年12月召開的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溥儀、杜聿明、宋希濂等6名政協文史專員，首批被推薦成為了全國政協委員。

在這6名首批被推薦成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政協文史專員中，溥儀尤其受到從上到下的關切。從1959年12月首批特赦戰犯釋放開始，各種消息的公開報道，溥儀的名字都排在首位。至1964年12月公布6名政協文史專員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溥儀仍然名列榜首，這是一種政治待遇。在文史資料研究工作和個人生活受到的關切照顧方面，溥儀也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是他的日常生活，特別是結婚成家，最早有了一個和美的家庭生活。溥儀和李淑賢夫婦1962年新婚之初，曾住全國政協核心辦公區，這在諸多的新婚政協文史專員中，是一個特例了。后來找到新住宅，是地處全國政協機關北邊的一個獨立小四合院，這也是特殊照顧。諸如杜聿明的夫人輾轉從美國歸來，宋希濓與易吟先新婚，也只是搬進唐生明（唐生智之胞弟）與老電影明星徐來夫婦同住一個較大的東城前廠胡同的四合院。

至于婚姻本身，以溥儀的歷史經歷和個性特質，要他本人找到合適的新婚對象，難度可想而知。據我所知，李淑賢女士是北京一家大醫院的資深護士。無論是專業照護還是情感需要，對于溥儀來說都是求之不得的。他們的結合，溥儀所在的政協機關和李淑賢所在的醫院諸方面，都以多種方式出力，經好些位紅娘分頭牽線才促成的。當初我所見到的大清早溥儀送夫人上班到大門口才止步的一幕，后來彼此相熟后他曾親口對我說過：“她上班的醫院在朝陽門外，路上要走一個多小時。”“她白天上班，早晚還得照顧我，很忙，也很累！”話語中透露出這對新婚夫婦的情感。

他們的婚禮據說也舉辦得熱鬧而隆重，地點在東城南河沿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即今之歐美同學會所在地），雖然其時國家正處于經濟困難時期，沒有擺宴席，但仍然是茶話會加酒會的形式，到場祝賀者近百人之多，特別是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北京市委統戰部幾家都派有部級干部出席，頗為重視。而且由溥儀結婚開了頭，那幾年宋希濂等人辦婚事，地址也沿用南河沿政協文化俱樂部，但規模都不及溥儀的婚禮。

三次流淚

所有政協文史專員都單獨或集體受到時任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的接見，也在公眾場合見過毛澤東主席。唯獨溥儀1961年在中南海頤年堂受到毛主席的單獨接見，談話長達5個多小時，還共進晚餐，其間溥儀曾幾次痛哭流涕。回政協機關后，溥儀與領導和同事每次談起毛主席的親切接見、諄諄教導，仍常常淚流滿面。

溥儀性格內向而孤僻，平時不愛多說話，特別好哭。前面所述，毛澤東單獨接見他、談了5個多小時那回，他中間哭了幾次，特別是一開頭，溥儀剛講了“我是一個對國家和民族負有大罪的人，毛主席您老人家還接見我”這句話，就開始哭起來，在場工作人員勸他，毛澤東也勸他，并等他平靜下來。

溥儀特赦后曾由北京市安排在京郊勞動一年，接觸社會生活，廖沫沙全面負責此事，曾設宴招待，在勞動結束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時，廖沫沙也到場祝賀。特別是1962年他和李淑賢女士舉辦婚禮時，廖沫沙代表北京市委出席，講了一番道喜的話。因此當首次公開廣播批判“三家村”那一天，溥儀早起沒有聽清楚，上班后報紙一到，頭版頭條就有廖沫沙的名字，急看消息內容，沒有看完就趴在辦公桌上哭起來！好幾個專員同事圍上去問他，他竟一面哭一面大聲說：“這是怎么回事呀，廖沫沙可是一個大好人呀……”此事被反映后，有關領導指示一個辦公室的專員同事，要幫助他提高認識。沒料到次日還沒有開會，有同事先單獨同他交談幾句，他就說：“您別規勸我，我忍不住，他給我的印象，就是一個好人嘛！”說著說著，眼淚又掉出來了。

1966年8月，文史專員被勒令停止文史資料工作，在機關搞衛生打掃廁所，不得參加機關的政治運動。沒多久，溥儀尿血，勞動不了，要求機關送他去醫院就診。機關的臨時負責人“下令”：你們專員送他去。沈醉最年輕，表示他陪溥儀去，臨時加上宋希濓。到政協合同醫院一檢查，是膀胱癌，必須住院。

那時的醫院也是一片混亂，門診醫生同意住院不作數，“院領導”得知病人是溥儀后，便立即下令，醫院不能替“帝王將相”服務，不能收他住院。沈醉、宋希濓沒有辦法，返回政協機關求救。

沈醉、宋希濂等登門拜訪的是當時兼職擔任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的沈德純同志，他當時還未受沖擊。沈德純擔任董必武秘書多年，由他出面輾轉報告給周恩來辦公室，終于在危急中指令醫院，收治病重的溥儀。

醫院是住進去了，但不到3個月，溥儀就去世了。20世紀80年代初，才為溥儀補開追悼會，骨灰安放在八寶山。政協承擔了照顧溥儀的遺孀李淑賢女士生活的責任，直到她因病離世。

（本文作者汪東林自1962年至2004年在全國政協機關連續工作40余年，曾任人民政協報社副總編輯、高級記者，是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