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叫浦紹林，是云南宜良人，1950年10月，隨中國人民志愿軍第50軍赴朝參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他當時任50軍148師443團3營4連指導員，參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戰役和守衛西海岸戰斗。在第四次戰役的帽落山阻擊戰中，父親結識了447團3營副營長戴汝吉伯伯。父親在后半生，常常給我講起他們在戰場上結下的友誼：

1951年1月25日，抗美援朝戰爭第四次戰役打響，父親所在的50軍奉命在漢江南岸、水原城以北的白云山區阻擊企圖奪回漢城的美軍。父親堅守的帽落山陣地與白云山西側的白云寺僅一條公路之隔。美軍依仗著飛機掩護，坦克攻擊，步兵輪番進攻，堅守白云寺陣地的447團八連陷入危急之中。2月1日，戰斗正緊張進行著。堅守白云寺的447團3營副營長戴汝吉帶著幾個人匆忙來到浦紹林堅守的帽落山陣地上，一到陣地就高聲喊道，要找陣地最高指揮員。浦紹林接到通信員報告后，趕緊過去，看到一位滿臉胡子拉碴、渾身泥巴的人，穿著破了很多洞的大衣，露出的棉花黑白不一。

那年，浦紹林年僅21歲。戴汝吉早年畢業于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第五分校，長春起義時就是上尉副營長。他見來人像個娃娃，就問：“你們連干部呢？”

浦紹林回答：“連長受傷，副連長犧牲了，我是指導員，有什么事，你盡管說。”

他看了看浦紹林，亮出了身份說：“我是447團3營副營長戴汝吉。”“上級要我組織兵力依托你們陣地，對白云寺突入之敵實施反擊。”

“有什么要求？”浦紹林問。戴汝吉說：“向你們借挺機槍，再給些子彈。”

浦紹林沒有任何猶豫，說：“機槍不借，我要送給你，你要一挺，我給你兩挺，再送兩箱子彈。”

戴汝吉聽完，又說：“我反擊時，你從側面組織火力支援我一下。”浦紹林堅定地說：“沒問題。”

這時，戴汝吉聽到浦紹林的承諾后，身心有所放松。但又神情嚴肅地對父親說：“如果我犧牲了，請代我向上級報告：就說我戴汝吉不是貪生怕死之輩，對得起祖國人民。我不是黨員，但我要求組織上在我犧牲后，追認我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浦紹林聽后，對他說：“只要我活著，一定辦得到！”這是一個為保家衛國，在血與火的戰場上，用生命對不懼死亡戰友的承諾。

說完這些話后，就在戴汝吉轉身的剎那間，浦紹林發現他眼角噙著一汪晶瑩的淚花。

浦紹林關切地問道：“你沒吃飯吧？”“兩天沒吃了。拿下白云寺再吃。”戴汝吉說完要走。

浦紹林一把拉住他說：“不行，不行。不吃飯我不給你機槍。”浦紹林按住他說：“我這兒有炒面，還有水。你用水和上炒面吃，就不噎嗓子了。你知道我的水是從哪里來的嗎？是通信員把雪裝進水壺里，再放到朝陽的地方讓太陽把雪曬化。”戴汝吉看了他一眼，也沒說個“謝”字，先把沾滿泥巴的雙手在滿是泥巴的棉大衣上擦了兩下，就抓起一把炒面放在左手心上，倒上點水，用沾有火藥味的手和巴和巴就塞進嘴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吃完炒面，然后帶著“借來”的機槍和兩箱子彈返回了陣地。

半小時后，戴汝吉率部隊反擊，浦紹林帶領全連緊密配合，一舉奪回了白云寺陣地。

在這次帽落山阻擊戰中，浦紹林和全連士兵奮戰8晝夜，在連長、副連長先后負傷和犧牲的情況下，獨自組織指揮戰斗，打退了敵人多次反擊，全連148人，只剩下28人仍守住陣地，圓滿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任務。

戰后，浦紹林所在連隊被上級授予“能攻能守第四連”的光榮稱號，個人榮立大功一次，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三級國旗勛章”和朝鮮人民軍軍功章各一枚。

在奪回白云寺戰斗之前，1月25日，戴汝吉帶8連打入敵人心臟，并率18勇士，夜襲水原城，搗毀了敵指揮部，全殲美軍憲兵一個排，毀敵車七輛，迫使美軍撤出水原城，立下卓著戰功。在奪回白云寺后，2月3日，在堅守白云寺戰斗中他身負重傷，被送回錦州治療。4個月后他又重返朝鮮前線。當年，《人民日報》等多家媒體刊登了他的英雄事跡。為此，志愿軍總部授予他“人民功臣”“戰斗英雄”稱號。他還榮立記大功一次、三等功一次，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授予他“三級國旗勛章”。

從此，浦紹林和戴汝吉兩位云南人成了更加親密的戰友，兩家也成為世交。1961年，戴汝吉轉業到黑龍江省綏棱縣工作。晚年回到家鄉云南麗江，他把平時節儉積累的工資，捐給故鄉母校——義尚小學。他去世后，1983年12月11日，麗江市人民政府將義尚小學命名為“汝吉小學”，并在校園內建亭立碑，以紀念這位納西族的英雄。

（本文作者為浦紹林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