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7日，母親馮莉娟的告別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蘭廳舉行。在告別會上，我代表全家衷心感謝全國政協，為辭世的母親舉辦如此高規格的告別會。衷心感謝參加送別會的各位領導和親朋好友，衷心感謝為母親送別會贈送花圈和挽聯的團體和個人！

在母親的送別會上，我們選擇了一首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民歌《茉莉花》，因為這首歌是媽媽生前最喜歡的一首歌……

抗日戰場上“千里尋夫”

我的母親馮莉娟1924年農歷2月26日出生在湖北省衡陽縣西渡鎮一個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其父是忠厚淳樸的農民，也兼管理家族的祠堂。她的大伯知書達理，開設了一所私塾。我的母親性格開朗，喜愛學習，從小就在大伯的私塾里讀書。大伯的女兒和母親非常要好，后嫁到縣城里，每次回鄉探親回來的時候，經常和母親談起“外面的世界”。母親受到她的影響，也希望一定要走出山村。

1940年初，在昆侖關戰斗中榮獲杰出戰功的父親鄭庭笈隨部隊到衡陽縣附近進行休整。經大伯女兒的介紹，父親和母親相見，雙方都給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這樣，他們很快相愛、結婚了。

婚后不久，鄭庭笈所在的部隊被整編到第五軍第二〇〇師，作為先頭部隊開往緬甸。在舉世聞名的同古保衛戰中，鄭庭笈作為第二〇〇師步兵指揮官兼該師五九八團團長負責同古保衛戰的前線指揮，率部擊潰了數倍于我的日軍的猛烈攻擊，堅守陣地12天。收到撤軍命令后，在鄭庭笈的精心布置下，部隊在敵人的嚴密封鎖下于深夜悄然渡河，全員（包括所有傷病員）均得以安全撤退。

在突圍返回祖國的途中，二〇〇師師長戴安瀾身負重傷，臨終前將部隊交由鄭庭笈指揮，并叮囑他一定要把部隊帶回祖國。鄭庭笈不負師長重托，率領部隊進入了野人山，經過千辛萬苦，才將師長的遺骨和部隊帶回國內。此時，留居昆明的母親對戰場的情況一無所知，一天突然接到政府送來父親的陣亡通知書及撫恤金。

當時，所有人都覺得鄭庭笈已經殉國，母親馮莉娟卻拒絕接受陣亡通知書及撫恤金，她說：“我覺得他就是沒死！就算死了，我也得見到他的部隊，見到他的尸首！”隨后便義無反顧地開啟了艱苦的尋夫之旅。一路上，她忍饑挨餓、風餐露宿，多方打聽無果，就在絕望之際，竟然在云南玉溪街頭與丈夫的指揮車不期而遇。他們夫妻二人得以在抗日戰爭硝煙彌漫的戰場上重逢。

那一年，母親馮莉娟才只有18歲。經歷此次“生離死別”，他們的感情也更加深厚。

毅然留在大陸，成為新中國的一員

鄭庭笈隨遠征軍回國后，由于赫赫戰功，很快晉升為師長，同時兼任昆明飛機場的警備司令。抗戰時期，昆明是盟國對中國進行軍事援助的一個重要交接點。鄭庭笈在任職期間與馮莉娟一起，接觸到了國民黨戰區司令級別高級軍官，同時也與當時援助中國的外國軍官和部隊進行了接觸。由于鄭庭笈不在抗日的第一線，這段時間他們夫婦生活比較安定，相繼生下3個女兒，又于在1947年農歷2月19日生下了我。

解放戰爭中，父親鄭庭笈先后被任命為新編第六軍副軍長以及四十九軍軍長，加入了廖耀湘的第九兵團。1948年10月，廖耀湘的第九兵團被東北解放軍全殲，兵團司令長官廖耀湘被俘，四十九軍軍長鄭庭笈也隨同廖耀湘一起被俘。由于對國民黨當局的腐敗有一定的了解，在解放軍規勸、教育下，鄭庭笈發表了電臺廣播勸降書，他的勸降行動在國民黨軍高層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9年4月，鄭庭笈還特別寫信勸馮莉娟不要去臺灣，留在海南等待相聚。管理人員擔心馮莉娟收不到信，又特意安排鄭庭笈通過廣播向馮莉娟喊話說他目前安全，同時告訴馮莉娟和孩子：“你們不要去臺灣，解放軍優待我們，我不久就要回到你們身邊，與你們團聚。”

幸運的是，馮莉娟收到了父親的來信，又在廣播里聽到父親的聲音，禁不住喜極而泣。馮莉娟毅然作出決斷：選擇了留在大陸，帶著家人留在海南文昌老家等候父親，并退回了國民黨當局送來的船票。

1950年，海南解放，母親可以給鄭庭笈寫信了。她在一封信中這樣寫道：“現在家里住著解放軍的通訊排，他們紀律很好，對孩子們都很好。”

周總理親自促成我父母再續前緣

新中國成立后，媽媽帶著我們5個孩子在海南文昌度日。1953年夏天，母親帶著我從海南島前往撫順東北看望父親。見到我們后，父親的心情激動得難以形容。

1956年5月，父親鄭庭笈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繼續接受改造。為了探望父親方便，母親馮莉娟千里迢迢帶著5個子女搬到北京。那一年，她還不滿30歲。剛開始，一家人沒有固定生活來源，生活困難。所幸，她得到了原國民黨起義將領鄭洞國和黃翔的幫助，她也通過自身努力，學會了中文鉛字打字以及制作絹人等多種技藝，做到了自食其力和養家糊口，得到了組織上和街坊鄰里交口稱贊。為避免“戰犯家屬身份”影響到子女的前程，父親和母親于1957年離婚。

由于父親改造積極，1959年成為第一批被特赦人員的一員。1959年，當周總理接見父親鄭庭笈時，得知母親馮莉娟已經與父親離婚，但仍與婆婆住在一起，并未成立新家庭時，就鼓勵父親爭取復婚，并讓相關同志做“撮合”工作。

1960年當周總理再次接見鄭庭笈，并得知仍未復婚時，就叮囑全國政協幫助進一步做工作。政協有關同志得知母親有中文鉛字打字技術，就聘請她為政協打字員，在家中配置一臺打字機，負責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打字工作。此時，為了保證被特赦后的父親的生活來源，組織上安排他成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文史專員，得以經常和母親接觸。

周總理的親自關心，全國政協相關領導和同志們的精心安排以及父親的誠意感動了母親，一段時間的相處后，1962年，他們決定復婚。他們再次舉行了婚禮，并包了一頓素餃子，招待了前來祝賀的親朋好友。就這樣，經歷了聚散離合的我們一家，又重新過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周總理再次接見時，看到他們同時出現，高興地對他們表示祝賀。后來，母親一再教導我們：周總理是我們家的大恩人，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不辜負他的期望。

夫唱婦隨，為祖國統一貢獻力量

此后，父親全身心投入到文史專員的工作中，晚年還成為全國政協委員與民革中央監察委員，致力于促進兩岸統一大業。母親馮莉娟則“夫唱婦隨”，多次陪同丈夫前往香港、臺灣尋親訪友、拜會故交，探望父親曾經的長官、同僚以及下屬或是他們的家人，和他們積極交流，向他們講述自身的經歷，為祖國統一貢獻力量。

父親去世后，母親繼續父親的工作，直到母親生命最后的幾年里，仍然關注兩岸統一，旗幟鮮明地反對“臺獨”。

母親非常喜歡聽《茉莉花》這首歌，每當《茉莉花》的音樂常在我家響起，尤其是歌中唱到“讓我來將你摘下，送給別人家”的時候，她總是精神亢奮，兩眼放出異樣的光彩。

作為她的孩子，我們為有這樣一位母親感到無比的驕傲和幸運。媽媽，我們永遠愛您！

（作者為鄭庭笈、馮莉娟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