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東林

20世紀60年代，趙樸初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是政協直屬學習組的召集人（即組長）之一。在這個學習小組里，有許多知名人士，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梁漱溟。

本文作者自1963年開始，至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一直擔任這個學習組的工作秘書，從“三親”視角，記述了二人之間的交往。

本文作者汪東林早期出版的著作初版（20世紀80年代），大多由趙樸初先生題簽。

梁漱溟在政協內部被批判多次

20世紀60年代，全國政協學習委員會（簡稱學委會）的工作直接關系到非中共全國政協委員和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近200人經常性的思想改造工作，這在當時是統一戰線范圍內頭等重要的任務。

在全國政協學委會之下，八個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設立了分會和辦公室，此外還有數十名無黨派或無所屬的非中共全國政協委員專門成立了一個政協直屬學習小組，由政協學委會直接領導，辦公室派學習秘書具體負責會務、記錄和簡報工作。我是這個學習組的工作秘書之一，自1963年開始，至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都沒有離開這個崗位。

趙樸初同志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是政協直屬學習組的召集人（即組長）之一。另兩位召集人也是全國政協常委，都是無黨派人士，一位是于樹德，時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的副主任；一位是王蕓生，原大公報社的社長兼總編輯。在這個學習小組里，有許多知名人士，如馬寅初、梁漱溟、巨贊、皮漱石、閻迦勒、向達（歷史學家）、翁獨建（民族學家）、董竹君（上海錦江飯店老板）、唐生明（唐生智之弟）、趙君邁（趙恒錫之弟）以及后來陸續入組的程思遠、杜聿明、范漢杰、宋希濂、沈醉、愛新覺羅·溥儀、愛新覺羅·溥杰等等，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梁漱溟。

我這里所說的“突出”，并非單指知名度，而是梁漱溟先生在1963年至1978年的15年里，實際上是政協直屬小組大批判的“活靶子”，詳情我在拙作《梁漱溟問答錄》（1988年出版）和《梁漱溟與毛澤東》（1989年出版）兩書中作了記述。

梁先生所受到的批判，其基本場所在政協直屬學習組，有時擴大到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學習成員參加的200人左右的聯組批判會，但所有這種批判都是在政協內部進行的，當時的報刊未作過只字報道。

筆者是參加了全過程的政協機關工作人員，即該學習組的工作秘書，因而在80年代之后陸陸續續披露了一些有關資料，并結合材料對梁先生進行長期采訪，最后出版了上述兩本書，讓世人了解此一公案，這是后話。

▲趙樸初先生隨手小字題寫的梁漱溟先生像贊，當場送給本文作者汪東林存念。

趙樸初也“批判”過梁漱溟

趙樸初是這15年學習改造工作和批判梁漱溟運動的親身經歷者之一，而且是該學習組4位召集人當中的一位（于、王、趙之后，1974年后又增加了程思遠先生為召集人）。那么，趙樸初先生對待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持什么態度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還得概括交代一下當時的時代背景，即在一條“左”的錯誤路線和指導思想的直接影響下，政協的內部學習改造和大批判運動與社會上政治運動沒有什么兩樣，只不過在方式上稍微溫和些，比如也戴帽子，最多是被某某人勒令站起來，但超不出一分鐘召集人又會招呼被批判人坐下，并強調要“擺事實，講道理”，包括梁漱溟先生，雖然早已被多次稱為“茅坑里的石頭，又臭又硬”，是難得的“反面教員”，在學習組內也沒有受過體罰。

實際上，盡管人人表態要與梁某人劃清界限，但大多數人“口是心非”。公開敢出來為梁漱溟辯護者沒有，但私下議論梁某人是“硬骨頭”者大有人在。在每次大批判剛開始時，常常有一哄而上挨個發言的場面，但不用多久就接不上“氣”，有的人就在臺下有意無意地為梁解脫，要求盡快結束批判，轉入正規學習，大可不必為梁一人而耽誤了大家的學習時間，等等。

在這種大環境、背景下，趙樸初先生當然也發過言，也“批判”過梁漱溟先生。現在要查找檔案資料，照樣可以查到，然而我作為親身經歷者之一認為，中國的這段歷史，光憑文字檔案是不行的，它的真實的面貌常常藏在文字之外，或者說，不在會上的侃侃而談，而在會下的竊竊私語和心中所想。趙樸初先生其時對待梁漱溟先生的態度，也要從這個角度予以細細觀察。

從1963年起，梁漱溟先生堅持出席政協直屬學習組的每周兩次或三次的學習，但趙樸初先生則因工作繁忙或健康原因常常請假，大體上每周只能出席一次，平常的學習會，前期主要由于樹德、王蕓生主持，后期則由程思遠主持。

梁這個人自稱“面冷”，實際是很少與人交往，當然也不排除別人遠離這個掛牌的“反面教員”的因素，在這個組經常到會的20位左右的成員中，真正能稱得上與梁漱溟先生有交往的只有兩人：一個是于樹德，他與梁是交往半個世紀的朋友，雖然時斷時續，但從年輕時代就相知相識了，加之同在政協這個組，于老與梁老同庚，是該組最年長者，自然說話、交往多一些。另一個就是趙樸初，他與梁的交往，則是因為佛教文化的情結。

書信往還

我到這個組擔任小組秘書不久，有一天梁先生在散會后即走過來對我說：“今天趙樸老沒有來，這是我向他借的兩本佛經，請您替我還給他，也可以下次開會他來時再給他，免得我帶來又帶回。”我一看是每本兩冊的線裝刻本，立即接過來，說：“您放心，我負責轉交，負責保管。”“你對佛經有興趣嗎？有興趣也可以看看這兩本書好。”梁先生笑著說。我點頭回答：“我恐怕看不懂。”他笑了。

回辦公室后，我給趙樸老打電話，他立即答復：不急，先放在辦公室，什么時候還都可以，有便再轉交。自此，前后20年時間，除去“文革”停止學習5年，梁與趙之間借還書籍（多是佛經）的事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了，往實里說，每月總有一次吧。

應該指出的是，這種互借互還書籍的事，有時甚至在批梁會議的期間也沒有停止。1974年三四月間，“批林批孔”運動已開始了一段時間，全組成員差不多都發言表態，“擁護”這場運動的開始，唯梁漱溟遲遲不說話，實際上他一直在家中準備著長篇發言，這段時間里，他一直在考慮是否全盤推出。當然，他最后終于和盤托出，講了2天，8個小時，引經據典，其中唯獨一句毛澤東主席的話，他只說是“我記得毛主席講過，自孔夫子至孫中山，我們都要研究，這話就不是全盤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毛主席著作學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選，卻沒有查著，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但記憶中肯定是有的。”這話一般人聽了就過去了，因為他講了兩個半天，都在上午，是第一個半天講的。

沒想到，次日（即梁漱溟第二個半天講話之前）趙樸老召我過去，交給我一個紙條，說：“你把這張紙條交給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選，梁先生昨天講的沒有找到出處的毛主席語錄，我給他找到了。”紙條上寫著毛選第幾卷第幾頁，題目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梁漱溟接此條后深表謝意，但他在接著第二個半天講話時并未再次選讀這條語錄。

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許多事不可名言，只可意會，這件事就是一樁例證。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在粉碎“四人幫”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趙樸初和梁漱溟的交往自然增多，但由于年高，更多仍在思想文化層面的深交上。1985年，我寫的《梁漱溟問答錄》開始在《人物》雜志連載，第一章刊出時，梁老就告訴我，如刊物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給趙樸老閱看，我照辦了。

1986年全書15萬字，準備結集出版，我請趙樸老寫書名，寫了信并同時寄去剛出版的拙作《宋希濂今昔錄》（此書由屈武先生題寫書名），請他審看。1987年1月5日，他給我復信，說：“大著《宋希濂今昔錄》，已讀了一遍。首先應向你祝賀，寫得十分生動而令人感到真實，確是一部成功之作。過去在會上聽到他（指宋）說話，覺得很豪爽，不過只是泛泛的印象，讀了傳記后，對宋希濂其人，加深了認識。”并說：“你托我題寫《梁漱溟問答錄》書簽之事，我立即照辦了，早已寄去，不知收到沒有？如沒有，我還可以重寫。”《梁漱溟問答錄》因故拖到1988年才正式出版，其時95歲高齡的梁漱溟先生已病重住入協和醫院。我手捧新書登門見趙樸老，他欣然與我長談。

他拿著《梁漱溟問答錄》邊翻邊對我說：“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不簡單啊。你的書留下了他在解放后40年許多特別珍貴的資料，有意義呵。你是有心之人，能隨時注意積累資料，值得我學習。我這人做了什么事，做過去就放在一邊，時間一久就忘了。梁老和我是一代人，與你之間的交往，可以稱忘年之交了，此話自古有之，可見交朋友是不分年齡的。”

他的一席話說得我臉紅，我就有意把話岔開，對他說我正運用《梁漱溟問答錄》里的部分材料，并補充有關資料，以第三人稱撰寫長文《梁漱溟與毛澤東》，以此文為書名并牽頭，結集出版我近十年寫的中短篇人物傳記，已與吉林出版社簽約，計劃明年（1989年）出版，希望再給我題寫個書名。趙樸老當場擊掌說：“好，好，我馬上就寫。”他立即伏案鋪紙。事出意外，我也起身過去，見他信筆寫下“梁漱溟與毛澤東”，一連寫了兩張。然后說：“好，又是一件好事。”

這一天趙樸老特別高興，寫完又同我談起梁的為人。他舉著毛筆，叫我：“你過來，我給你寫幾個字，再給你解釋。”我又走過去，見他寫下“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他解釋說，梁老這個人，從表面上看，他總是很嚴肅，少見笑容，但一同他接觸，就會感覺到他的內心是溫暖的，似一團火。梁老的人格力量，除了中國儒家的傳統，還有佛家的影響，這一點你有沒有想到過？我連連稱是，并說他茹素70多年，青年時曾潛研佛學，幾度想要出家未成。

趙樸老聽到此即打斷我的話頭，說：“你說的是他早年，那么晚年呢？你問過他老人家了嗎？我再給你講一段梁先生在幾年前的事。80年代中期，中國佛教協會準備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廣濟寺素宴若干位佛學專家，由我出面。與會者數梁老年齡最高，治佛學歷史最久，大家都懇請他指點，他一開頭就說，許多人知道我治儒學，曾為儒學的復興搖旗吶喊，但他們不知道，佛學在我本身自度，我實際上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研讀佛學遠在研讀儒學之前，從青年時代開始就是一名佛教徒，直至年過九旬的今天。因此對于研究佛學文化，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我是舉雙手贊成的。他的發言博得與會者的歡迎。”

為梁老題寫墓碑

1989年我的第4本書《梁漱溟與毛澤東》出版，梁老已逝世一年，當我登門把這本27萬字的書送給趙樸初時，他撫摸著書，頗為動情地說：“梁老沒有能看到這本書，遺憾，可惜了。”

他話聲剛落，我又提出新的要求：“梁老1988年6月病逝前，對他的后事沒有任何遺言。山東省鄒平縣（今鄒平市）是梁先生30年代搞鄉村建設的實驗縣，前后十年時間，在梁先生的一生中是件大事，現在鄒平縣政府通過縣政協提出，要在當地找塊地方做墓地，埋葬梁老骨灰，立一墓碑，逐步建成一個墓地碑林，此事已得到梁先生家屬及兒孫的同意，都認為這是對梁先生的一種紀念方式，給后人留點思念。我受鄒平縣政協和梁先生家屬的委托，請您開個頭，為梁老題寫墓碑。先立了墓碑，有了墓地，再陸續向梁老的親朋好友和學生、敬慕者征字，逐步建碑林，不知樸老認為妥當否？”

趙樸老聽完我的話，幾乎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說：“好事，又是一件好事，梁先生是中國文化名人，新華社發表的悼詞（生平）里這樣稱呼他的，當之無愧。梁先生的學問和人品，有許多地方受到當代人敬仰，也值得后人學習。我現在就寫。”當我手捧趙樸初先生寫就的“梁漱溟先生之墓”七個大字（按：樸老是書法大家，但平時較少寫大字）時，我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我負責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鄒平去。”

不久，鄒平縣立碑后還專門拍了照片寄給我，由我轉送給趙樸老一張。自此，費孝通、啟功、吳祖光等文化名人，都陸續為梁漱溟先生的鄒平墓地碑林題詞。

（本文作者系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人民政協報社原副總編輯、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