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川： 全國政協委員、民革北京市委會副主委

他是抗戰名將、新中國第一任水利部部長傅作義的嫡孫，也是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的高級工程師。他1米83的“大個子”，清瘦高挑，濃濃的眉毛下戴著一副窄邊眼鏡，顯得文質彬彬。他就是全國政協委員、民革北京市委會副主委傅川。

立足本職，找準履職“契合點”

“在我祖父那個時代，抵抗外敵入侵是因為國家需要，而進入和平時期，學好本領貢獻自己的能力同樣是國家需要。”傅川表示，祖父非常尊重治學的人，認為建設國家需要有知識的人。家里人一直秉持這樣一種理念，就是要成為一個有知識、能為國家作貢獻的人。這也讓傅川從小至今一直把學習當作是一件很歡樂的事情，即使在2010年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后，傅川依然不忘向其他委員虛心學習。

在傅川看來，要成為一名合格的政協委員，就需要不斷地去學習。平日里，即使本職工作再忙，他都要安排好時間，積極參與政協和黨派的每一項活動。通過不斷學習，力求實實在在履行好職責，確保參政議政更符合實際，問題反映更準確，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更有前瞻性和可行性。自己在寫提案時也非常嚴謹，每次必須做足“功課”。而他大量調查、走訪，提案及建議撰寫等履職活動，都是在不影響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加班加點進行的。“要想深入了解社會所需，僅僅靠書本上的知識遠遠不夠。”傅川表示，一定要走進基層，“走田野、看現場、訪實情、問實效、聽訴求等都是好方式，只有在基層才容易發現問題所在，才能提出更專業、更有針對性的意見建議。”

“為百姓發聲，為發展獻策，是我作為政協委員的使命。”在傅川看來，廣泛聽取和征求群眾的意見，了解群眾的愿望，為履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政協委員應該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和昂揚的精神狀態，積極參政議政，建言獻策。從2010年至今，他一直以飽滿的熱情和強烈的責任感，堅持圍繞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來履職盡責。

“作為一名全國政協委員，我們要做的就是通過各種發聲機會，為國家發展夯實理論與民意基礎。”傅川的履職動力，來自于此。傅川表示，他的提案多來自專業領域，“我的‘小行業’是研究網絡和大數據技術。無論是在兩會上，還是在工作場合，我在關注科技發展的同時，也非常注意這些科技發展如何能更好地服務民生，并將問題與調研后的所感、所思、所想寫入提案，呼吁更多的人來關注科技及其大生態的發展。”

2019年10月，傅川（后排居中）參加國慶70周年慶典“民主法治”方陣主題彩車。

本職工作和建言獻策結合，將民生呼應上通下達，是傅川作為政協委員的履職主線。“當好政協委員，往往離不開本職工作，了解本職工作、掌握本界別情況，可以使我們更好地參政議政。”傅川表示，如果做得好，還可以推動本職工作，這里關鍵是要了解情況、敢說實話、善講真話，能說到點子上、抓到要害處，有膽有識，有所作為。“這些年來，我已習慣于將自己所從事的本職工作與政協履職活動有機結合起來，對于來自各方面的群眾利益訴求注意從政協提案著手，通過議政協商或撰寫提案向政府部門提出相關建議，推動問題的解決，從而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傅川說，“特別是近年來，我先后提交的數十件提案中，多數與我本職工作所涉及的領域相關聯，并注意總結諸多的原因，找到根治問題的辦法。這些提案得到了政府部門足夠的重視和采納落實。”

在工作之余，傅川還抽時間學習黨的方針政策，不斷學習理論知識和業務知識，不斷提升自身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學習他人豐富的工作經驗，并將知識轉化為工作成果。“作為參政黨的民主黨派成員，加強政治思想學習教育和自身學習修養，不斷提高政治覺悟，提升自身素質，及時把握時政，了解掌握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及政策措施，是參好政議好政的重要保障。所謂的參政參在關鍵處，議政議在關節上，就必須加強學習。通過學習，提高認識水平和參政意識，為參政議政奠定扎實的基礎。”傅川說，“10多年來，我參加了無數次政治學習活動，這顯著強化了我的政治思維，提升了我的政治站位，讓我學會從政治視角、政治立場來考量許多社會發展問題；我想，如果沒有政協委員、黨派成員的身份，我可能就沒有機會參加許多高水平的政治學習活動，可能永遠只是一個單純的、充滿學究氣的科研人員。”

服務大局 以信息化改善民生

作為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如何將信息技術更好地運用于民生領域、服務社會治理，是傅川在履職過程中關注的重點。

傅川單位年輕人居多，平時交流中常會提到居住環境問題。同時，在黨派基層調研中，民革黨員覃研向傅川介紹了他們在社區服務中遇到的一些問題。這讓傅川對基層治理重要性有了進一步認識，“社區作為居民每天生活的地方，治理情況和每個人都密切相關。”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探索“區塊鏈+”在民生領域的運用。這讓傅川開始思考如何將區塊鏈技術和基層社區治理相結合，全面提高治理成效。“區塊鏈技術具有將無法通過中心化手段組織起來的各種主體組織在一起的能力。區塊鏈這一特性正好與社區主體多元化相匹配，能夠為以黨建為引領的多維度社區治理提供專業化、一體化的信息支撐平臺。”

2022年8月，傅川（右三）在京會見臺灣青年聯合會理事長何溢誠一行，并就推動兩岸合作交流進行座談。

有了初步想法，傅川便和相關部門、學者、社區工作者以及企業進行深度交流，共同探討區塊鏈技術賦能社區治理，提升基層治理現代化能力的可行性，提出依靠區塊鏈等新技術作為輔助工具，建立一個可信任的“鏈上社區”。同時，傅川還聯合社會組織到社區調研，聽取社區工作者對搭建“鏈上社區”數字化服務平臺的建議。

通過調研，傅川發現，社區治理問題具體表現為居民訴求多樣、社區服務內容單一且無反饋信息等。在傅川看來，居民有多元化需求是正常的，問題在于如何開展有針對性的服務來滿足需求。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社區結構發生了變化，社區成為陌生人的集體居住地，每個人更關心切身利益。”傅川告訴記者，“社區雖然開展了活動，但居民參與度不夠。”

“區塊鏈在技術方面提供了組織手段，通過‘智能合約’和不可篡改性的特點，能夠讓數據更加透明，既保證了信息發布主體的真實性，也提供了相互監督的平臺，為決策、總結、分析以及在多方主體間分享提供了可信的基礎。”傅川表示，區塊鏈技術與基層治理相結合將激勵居民參加黨政基層組織主導的社區治理活動，拓寬基層社區治理服務中的政府購買模式，促進社會組織提升其服務的專業性，推動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設。

在2020年兩會期間，傅川提交了《關于運用區塊鏈技術加強基層社區多元主體治理的提案》，建議將區塊鏈納入智慧城市標準制定中，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基本原則，重點梳理社區、居民與社會組織等各方主體的需求。以區塊鏈技術賦能基層治理，從而構建社區治理共同體。

隨著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及云計算等信息技術不斷發展，數字經濟步入高速增長的軌道，數據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新生產要素，成為提升生產力、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要素。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明確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參與社會分配。2020年4月，我國出臺《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了數據這一新型生產要素的重要地位。2021-2022年間，國內多家數據交易機構成立，在金融、工業、海洋、文化、數字資產等領域開展探索。一時間，數據交易市場已經呈現星火之勢。

然而，傅川卻敏銳地注意到，雖然黨中央國務院和地方的數字經濟政策對激活數據價值潛能進行了制度建構，但與商品和服務市場相比，我國數據要素市場發育仍不充分，數據要素市場體系建設仍需進一步細化深化。

“內外部體制機制障礙綜合影響了市場發揮數據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傅川表示，目前，我國數據流通仍不夠通暢，“三不（不敢分享、不愿分享、不能分享）”痛點頻現，數據交易所模式表現不佳、前途不明，對數據交易所的機理機制特別是交易范式和對象的認識不夠清晰。流通的數據以粗加工的原始數據為主，高質數據難流通，需求難滿足。數據開發開放機制未真正激活、生態體系未形成、數據產業鏈遠未成熟，開放生態缺失、數據價值未充分彰顯。

傅川解釋，目前，數據孤立、“數據孤島”現象存在的原因來自多方面。例如，企業收集、管理、儲存數據有成本，因此不愿意無償向其他機構組織提供數據。與此同時，企業需要長期投入才能從數據中獲益，增加了企業運營的成本。這也催生出買賣用戶隱私信息的違法行為，并將數據要素市場引向歧途。

“由于很多原因造成數據未真正‘活’起來，數據價值潛能仍有釋放空間。”傅川認為，為發揮好數據要素的作用，我們應認清數據要素特征，并據此引導要素市場建設，并對數據要素交易市場建設進行頂層規劃。

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傅川提交了《關于建立健全數據要素市場體系讓數據活起來的提案》。在提案中，他建議，探索建立健全與數據要素價值和貢獻相適應的收入分配機制，真正落實市場化配置，提升數據分享意愿。探索創新多元數據中介形式，促成數據互操作API開放平臺、個人信息管理服務商、數據信托商、工業數據共享平臺、數據保管人和數據經紀商等多主體多模式共存共贏。積極構建以開源為基礎自主可控的數據產業生態，打造開放共享的數據創新生態，多措并舉促進商業數據流通、跨區域數據互聯、政企數據融合應用。培育數據的開放式生產、開發和使用生態，培育做強數據產業鏈，推動數據產業鏈現代化，激發產業鏈各環節潛能。由國家負責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的權威部門牽頭，成立綜合性委員會，共同探討基本要求和標準。同時，由主管部門和行業協會牽頭，發揮企業積極性，通過產學研用結合，給出適合行業的數據交易規則、合同范本、研究報告、應用案例，并制定相關規章制度，及行業性團體性標準等。

盡心竭力，為百姓鼓與呼

無論是“區塊鏈技術”還是“數據要素”，都和傅川熟悉的本職工作有關系。而他針對平臺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勞動權益保障缺失等問題，提出的《關于不能以犧牲社會秩序和勞動者權益為代價發展平臺經濟的提案》，以及他一直力推的“陽光餐飲”和“明廚亮灶”，則是為了維護社會安全和民眾健康。

當前，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平臺經濟已成為推動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新亮點，在更好滿足消費者需求、促進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等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然而，隨著平臺經濟迅速崛起，也給社會秩序和勞動者權益帶來新挑戰。

“平臺經濟涉及法治化營商環境、公司治理、社會公德、算法治理、個人權利和人身保護等方面，外賣騎手權益保護問題格外引人關注。”傅川表示，外賣送餐雖然越來越方便人們的生活，但對投遞速度的追求導致騎手們忽視交通法規，事故發生率呈高發態勢。

傅川表示，調研中，約80%的外賣小哥反映，算法控制下的平臺系統“偷時間”“偷距離”，他們都面臨過“無法按時完成送餐/快遞任務”的情況，長期處于“時間緊、任務重”的工作狀態。為了在規定時間完成派送，他們不得不闖紅燈、逆行、翻墻、鉆圍欄，甚至騎電動車上過街天橋。

此外，傅川在調研中還發現，當前，平臺企業采取種種合同模式與合同主體設計將勞動者從勞動者個人的身份轉化為個體工商戶，將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系轉化為商業合作關系。然而，合同和工作實際存在嚴重脫節。“騎手在外賣平臺開展工作前需要經過‘接單’或‘搶單’的環節，其實質是用人單位指定了騎手本次工作時間與工作地點。另外，騎手在工作中必須身著平臺企業制服，平臺企業也會對騎手送餐超時或工作失誤進行相關直接處罰。”

“平臺經濟中侵害勞動者權益的做法正影響著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傅川表示，作為一家雙邊平臺，如果只著眼于用戶體驗的提升，而不去考慮提供服務者的生存狀態，不去考慮騎手的福祉，這樣的平臺是不可持續的。當算法驅使的外賣騎手求快行為導致交通違章帶來日益頻繁的傷亡的時候，由此形成的企業負面影響將是很嚴重的，對此，平臺運營者必須肩負起責任。

經過一年的調研和思考，結合專業知識，傅川提交了《關于不能以犧牲社會秩序和勞動者權益為代價發展平臺經濟的提案》。他建議，本著誰受益、誰負責的原則，用交規加保險的方式同時對外賣平臺和外賣騎手交通違法亂象進行治理。保險作為一種外部監督手段，可有效回避對平臺算法進行復雜的審核工作。

傅川表示，據了解，該建議被分送六家單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銀保監會對建議予以總體上的認可和支持。

外賣一頭連著消費者，一頭連著餐飲業。想要吃什么，打開手機App下個單，外賣小哥把美食送到你身邊。我們經常關注點餐App里，美食的圖片展示誘不誘人，而很少會去關注這些食物都是在什么樣的地方加工出來的，加工場所的衛生狀況又如何。

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但由于網絡餐飲經營過程中食品加工制作不透明，導致食品衛生安全問題日益突出。

食品安全是“管”出來的。在傅川的理解中，“管”不是那種監管成本高、違法成本小的單一的監管，而旨在推動社會性監督。“再延伸一下，簡、快、集體配餐業后廚加工環節、運送環節（小箱子）由誰來監督？”傅川說，簡餐、快餐、配餐等生產者在消費者進行消費前，已在異地完成了食物加工，消費者很難了解這一制作過程。“當出問題時，消費者根本無法維權，只能‘自認倒霉’。”

“按照相關法律的規定，外賣平臺也應當承擔起入駐商家的監管責任。”傅川表示，由于操作環節的日常監管需要很強的專業性，門檻較高，外賣平臺往往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因此，平臺的監管只能局限于企業的資格審查，而無法對生產環節中的衛生問題進行排查。

那么，該如何有效破解網絡餐飲服務商家的監管難題？

“讓消費者有雙‘千里眼’，在消費前就能親眼看到食物加工過程的衛生情況，消除盲區，改變被動維權的地位。”傅川提出，將食品衛生社會性監督納入智慧城市建設中，在網上開放后廚提升智慧民生方面的服務水平。“這將促使消費者主動參加到食品安全監督行動中，建立全民食品安全底線意識，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隨后，傅川深入北京市的很多中小飯店，進行了調研。

“那是2013年的事情。”回憶起當時的情況，傅川說，平時他在飯店吃飯時，都會借機作公開后廚的調查，并還多次與一些飯店負責人座談。

傅川表示，在調研中，很多老板都認為，明廚亮灶不僅便于管理，還把廚房的實際情況有效地展現在客人面前，對打消消費者的疑惑，肯定是有幫助的。

經過一年多的調研、論證，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傅川提交了《關于推動簡（快）餐和集體配餐企業在網絡上開放后廚的提案》。

在提案中，他建議，要鼓勵餐館自覺將后廚實時視頻在網上開放，接受社會性衛生監督。另外，可在北京市食藥監局的網站上，定期公布全市在網上開放后廚的統計情況，引導消費者建立新的消費意識，并通過新聞報道強化新的消費意識。

據了解，2018年，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制定了《餐飲服務明廚亮灶工作指導意見》，明確提出“鼓勵餐飲服務提供者實施明廚亮灶”。近幾年，“明廚亮灶”得到了進一步推廣普及，一些重要團餐供應單位“明廚亮灶”覆蓋率已達九成以上。

“作為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一方面要和國家大政方針相結合，另一方面也要結合生活中實際存在的問題，這樣才能真正傳達社情民意。”在傅川看來，全國政協委員身份不是一個角色，更多的是一份責任、使命、擔當。

面向新時代，展現新作為。傅川表示，“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基礎上，我將會繼續深入基層、深入群眾，積極關注民生、收集社情民意，通過政協的各種平臺積極建言獻策。同時，作為民革北京市委會副主委，我要自覺把思想、認識和關注問題調整到與中共中央保持一致、與民革中央保持一致上去。”（本報記者 孫金誠）

《 人民政協報 》 （ 2023年01月28日   第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