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在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觀看展出的卜甲（2018年10月12日攝）新華社發

多元一體、連綿不斷的中華文明，是每一個中國人引以為榮的驕傲。隨著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的日漸豐厚，人們懷著敬畏和好奇，開始探尋文明起源、追溯歷史形成軌跡。

于是，“何以中國”成為近年來中華大地上最“熱”的問句之一。

那么，答案藏在哪里？

就在永恒流淌的時空星河里，在燦若星辰的國之瑰寶里。

即使是歷史天幕上的幾顆星星，不同文明中的小小側面，都能讓我們一窺先人智慧之偉大，中華文明之卓絕。

今天，當一位位考古學家捧著寶藏從幕后走向臺前，為人們揭開一個個文物的身世之謎，人們除了驚嘆，也更加堅定了文化自信、文化認同。

考古比較好地回答了“何以中國、何為中華、何以文化自信”的社會關切

記者：故宮作為一個聞名世界的博物院，成立考古部門的初衷是什么？

徐海峰：故宮是享譽世界的文化遺產，恢宏壯美的古代建筑群人所共知。同時，在故宮及其所收藏的各類文物基礎上成立的故宮博物院又是我國最具影響力的博物館，是集文物挖掘、保護、研究、傳承、利用于一體的大型綜合性博物館。故宮博物院進入新時代以來，順應事業發展的需求，特別是進一步拓展故宮學術領域、完善學術研究門類，不斷提升故宮文化遺產保護的層次與水平，不斷挖掘和闡釋故宮所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同時，新時代以來中國考古學取得巨大發展，為更好地發揮故宮博物院保護、研究、傳承、利用的平臺資源優勢，促進博物館學與考古學的同步發展創造了條件。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事業發展的新形勢下，我院成立考古部，開啟了故宮有組織、科學規范地開展考古工作的新征程。

我們提出紫禁城考古的概念，就是在明清宮城及皇城內開展的考古工作。通過這些年的工作，我們初步揭開了鮮為人知的紫禁城地下奧秘，這樣公眾不僅能看到一個地面上的紫禁城，也能看到600年前地下的精彩世界。此外，故宮考古不限于紫禁城考古，我們也走出紅墻外考古，承擔和參與國家重大考古項目，比如明中都城址、景德鎮御窯、龍泉青瓷窯址、三星堆城址等考古；另外我們也走出國門考古，比如開展的“一帶一路”海外合作考古，逐步形成了具有故宮學術特色的考古。

記者：故宮是明清時期的建筑，所以“紫禁城考古”的對象也相對“年輕”。不過，我們也注意到，2022年故宮博物院的很多工作都是圍繞中華文明探源展開的，展出不少來自史前的出土文物。例如，今年故宮的開年大展“何以中國”以及當前正在展出的故宮博物院與中國國家博物館共同主辦的“和合共生——故宮·國博藏文物聯展”等，都產生了非常好的社會反響，您也參與了其中的一些工作。

徐海峰：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與發展是社會上熱切關注的話題。隨著良渚古城的申遺成功，實證中華文明5000年；近幾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的直播，央視考古公開課、中國考古大會、考古類紀錄片等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考古熱”；尤其是三星堆“再醒驚天下”，更是激發起公眾對考古的極大熱情和空前關注。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從表面看，是由于三星堆考古揭示出來的神秘的青銅器，極大地滿足了人們對于未知的好奇和追逐；從社會背景來看，是由于全社會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公眾歷史文化素養前所未有地提升。此外，由于考古工作順應時代，公眾考古越來越成為考古工作者的自覺，及時與公眾分享最新考古成果，豐厚了全社會的歷史文化滋養。你提到的這兩個展覽，也是集全國文物界的力量推出的重磅大展?！昂我灾袊闭钩龅?30多件文物，從新石器時代至清代，這些國家寶藏揭示了華夏大地何以中國、中華文明何以不朽。用一句話概括，考古比較好地回答了“何以中國、何為中華、何以文化自信”的社會關切。

記者：那么，從考古學的角度，“何以中國”這個問題，究竟應該如何作答？

徐海峰：這是一個宏大的命題。我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創立的文明起源三階段“古文化-古城-古國”，國家形成與發展三部曲模式“古國-方國-帝國”，經過學者進一步深化研究，修正為“邦國-王國-帝國”三階段，這是我們探索國家起源的基本理論和遵循，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夏商周三代是王國階段。從三代往前再追溯，就是邦國階段，也就是文獻記載的萬國林立的時代，考古學上有哪些實證？我們熟悉的紅山古國、良渚古國、陶寺、石峁等，至二里頭文化時期廣域王權國家形成，開啟了夏商周三代王國文明時期。

此外，蘇秉琦先生還創立了區系類型理論，奠定了探索中華文明和國家起源的基本框架。它將新石器文化劃分為六大區系，每一區塊都有自成體系的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都創造了各自的文明，這反映了中華文明和國家起源的多元或多樣化。那么，多元如何就走向了一體？是不同文明間的碰撞交流融合，而中原地區就成為不同文明交流的一個大熔爐，最后周邊文明相繼衰落，百川歸海，不斷吸收借鑒周邊不同時期、不同族群文化的優秀因子，共同鑄就了中原的一統，直至近現代形成了具有現代民族國家概念的中國，也就是56個民族共同締造的中國。有學者將這一歷史過程形容為“滿天星斗——月明星稀——皓月凌空”。現今96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土地，是歷史上各民族創造發展各自文明的舞臺，包括面向東南的海洋族群創造的海洋文化，都是考古學研究的地域范圍。這就是基于考古材料揭示的中國國家起源、中華文明起源的輪廓性的歷史圖景，也是我們參觀“何以中國”展覽主題的一個前提或基本認知。

對于公眾來說，要理解“何以中國”，文物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特別是有“背景”的文物

記者：有參觀者形容，觀看這些展覽就像走進沉浸式電影之中。如果從其中挑選幾件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您會選擇哪幾件？

徐海峰：要理解“何以中國”，文物是很好的切入點，特別是有“背景”的文物。

我首推的是西周早期的青銅器何尊。為什么呢？因為在這個青銅器的銘文里出現了“中國”二字，這是出土文物中最早出現“中國”二字或中國叫法的實例。它的原文是“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這里的“中國”指西周的東都成周，這是周人心目中的“處四方之中、地中之國、地中之都”，也就是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區，這是“地理中國”的意思。從東周開始逐步由地理中國向政治中國演變。這是包括考古學在內的學界研究中國的起點。

其次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骨耜。耒和耜是文獻記載的中國最古老的農具，所以河姆渡文化有比較發達的農業，這就帶來了穩定的定居生活。河姆渡遺址是中國稻作農業起源的代表性遺址，距今約7000—5300年，而發達的農業是催生文明的主要動因。

其他的代表性文物還有很多，例如大地灣遺址出土的彩陶瓶、紅山文化的玉龍、良渚時期的玉器、山東龍山文化的典型器物蛋殼黑陶杯等。這些文物雖然身處不同歷史時期，但共同點是都向周邊傳播和擴散，對周邊文化產生了強烈影響。當然，在眾多文物中，這幾件只是一鱗半爪。中華文明的起源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但多元一體的主旋律，不同族群、不同民族創造的優秀文化，與外部文明的交流與互鑒，均是催生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促進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演變的不可或缺的因子，這是一個基本共識。

記者：通過文物，我們能直觀地看到一個時代的生活方式和運轉模式。作為考古工作者，是否能比普通公眾更多感知到先人內在的精神狀態？

徐海峰：囿于史前生產力和技術水平的低下，先民們常常在自然力面前無能為力，他們認為這些都是神靈賜予的，于是對日月星辰、山岳河川等頂禮膜拜，生活在自己創造的神的世界中，太陽崇拜就是一個集中的反映，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三星堆的太陽輪和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箔。此外，商周時期中原發達的青銅器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具體體現，青銅主要作為祭器來使用，形成了獨特的青銅禮樂文化。上古先民的宇宙觀、天文觀也是中華哲學產生的源頭，還有陰陽五行、四神、觀象授時、擇中等獨特的哲學思想，而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構成了我們的基本信仰體系，也就是天、地、君、親、師的崇拜，是中國人傳統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體現。

對外交流最基本的就是互信，互相信任才能產生進一步交流

記者：故宮博物院也承擔了一部分國家重大考古項目。可否舉些例子？

徐海峰：故宮考古部加入了三星堆月亮灣的發掘、研究和保護工作，我院文保科技部的同仁也一直在參與三星堆青銅器的清理和修復工作。此外，中國-希臘文物保護技術“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也是我們的一個國際交流平臺。

記者：“紫禁城考古”對于傳承中華文脈有著怎樣的意義？

徐海峰：城市是進入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一個時代最高智慧的凝結。因此，城市考古或者都城考古是考古的最高境界。我關注到《人民政協報》“中華文明探源·何以中國”系列報道對良渚、陶寺、二里頭、石峁等古代都城的報道，而紫禁城，更嚴格地說是元大都，是中國古代都城中最后一個集大成者，基本上是遵循《周禮·考工記》的建造理念，延續了中國古代工程規制的都城模式，雖然因時因地制宜作了適時調整，但是在大的理念和規劃思想上還是一脈相承、古今重疊的。從這個角度說，也展現了5000年不斷裂的中華文明的生生不息。

記者：很多博物館都嘗試運用新技術讓文物“說話”，故宮博物院在這方面有哪些新手段？

徐海峰：推動學術研究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讓文物活起來，是故宮博物院的理念之一。為了將考古成果更好地分享給公眾，我們運用了考古VR、傾聽在線、三維掃描等技術打造“數字故宮”，讓參觀者有沉浸式體驗。

記者：在黨的二十大舉行的“黨代表通道”采訪活動中，二十大代表、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闡述了故宮“四大愿景”。就您的理解，考古將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徐海峰：“四大愿景”是我們工作的方向和奮斗目標。我們首要的任務是把紫禁城考古做實做細，夯實公共考古的基礎。因為博物館跟考古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建設國際一流的博物館，考古的發現、研究與成果共享是重要的支撐；同時，我們要在故宮博物院開放、交流、合作的學術大背景下，扎實有序地走出去，及時分享與傳播中外合作考古成果，提升故宮考古的國際化表達能力，同時，助力我院發揮在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說到海外考古，比如我們赴阿聯酋拉斯海馬開展的考古合作，第一季發掘，我們完全按照對方一直以來習用的西方考古學理念與方法，當時他們對中國考古學的理念與方法并不是很了解。其實，中國現代考古走過百年歷程，已經形成一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體系，方法有差異但雙方研究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隨著交流的深入，互相借鑒是中外合作考古的必由之路。在結束第一季考古發掘后，阿方對于中國考古工作者的科學規范細致的工作，特別是考古科技設備及手段的熟練運用給予充分的肯定和贊譽。于是，彼此充分溝通，我們建立起互信互進的穩定聯系。到第二季，基于阿方對我們的充分信任，中國考古學者開始運用中國田野考古方法獨立承擔一處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將中國的考古理念與方法有效地介紹出去。我想對外交流中最基本的就是互信，互相信任才能推動進一步的交流。下一步，我們將以外銷瓷為切入點，與伊朗德黑蘭大學合作，進一步拓展波斯灣地區的考古工作。

記者：您在考古領域工作30多年，今昔對比，最強烈的感受是什么？

徐海峰：最強烈的感受就是現在是考古最好的時代，考古學不再寂寞了。20世紀80年代，我們的田野工作和生活條件都很差，同時，考古也是一個冷門的行當，很少會受到外界關注。而當下的工作生活等物質條件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更令人欣慰的是整個社會文化素質的大幅提升。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考古見證了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和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不管何時，對未知的好奇都是人類的本能。因此，繼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是考古人基本的職責。（本報記者 司晉麗 齊波 融媒體記者 韓月 徐康輝）

《 人民政協報 》 （ 2022年11月24日   第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