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云南昆明晉寧縣石寨山，金質“滇王之印”出土，轟動考古界。伴隨著一些精美青銅器的發掘出土，古滇國由此揭開了神秘面紗。

古滇國，從戰國延續至漢代的區域性政權，云南歷史上創造過燦爛文明的古王國，疆域主要在以滇池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東部地區。長久以來，由于考古資料匱乏，外界對古滇文明認知極為有限。這個神秘王國一度距離我們很遠。

近期，古滇國考古獲得重大突破。在國家文物局9月28日舉行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發布會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布最新考古成果：去年以來，云南河泊所遺址出土大量漢代封泥和簡牘，為尋找西漢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線索。這表明西漢中央政府已經對云南行使治權，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實證。

曾經的沉寂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魎結，耕田，有邑聚。”2000多年前，云南滇池沿岸曾經有一個被稱為“滇”的古老文明。《史記·西南夷列傳》中的這段文字，是古文獻中最早涉及古滇國的記載。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晉寧石寨山墓地中發掘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及大量青銅器，揭開了古滇王國神秘面紗的一角。之后，玉溪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昆明市官渡區羊甫頭墓群等多個重要滇文化遺址的陸續考古發掘，出土了數以萬計的滇國遺物，這個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老王國逐漸向世人顯露真容，古滇王國的光輝才重現于世。

記者：河泊所遺址最早發現于1958年，之后沉寂了長達半個世紀。其中有何緣由？

蔣志龍：河泊所遺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滇池東南岸，東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僅700余米。1958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學家發現了包括河泊所遺址在內的十余處螺殼堆遺址，考古上稱為貝丘遺址。根據調查報告描述，遺址堆積的螺殼高出地表8米、長達里許，在這些螺殼堆中發現的主要器物是一些同心圓紋紅陶盤。但當時在滇池盆地并沒有發現更多的證據，在墓葬中也沒有發現此類的同心圓盤，因此考古學家認為，這處遺址是新石器時代的。而這種將同心圓紋盤認定為新石器時代的代表性器物的認識，也一直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

記者：河泊所遺址被當作為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這種認識，是什么時候發生改變的？

蔣志龍：1990年，為配合昆玉鐵路建設而進行的玉溪刺桐關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首個爆發點。我們在該遺址的堆積中發現這些紅陶盤和青銅小件工具乃至漢代陶器共存。可以說刺桐關遺址的發掘，首先糾正了長期以來認為以同心圓紋紅陶盤為新石器時代遺存的錯誤認識。

2006年，我們在昆明西山天子廟遺址首次發現了青銅時代的聚落遺址，盡管遺跡現象不多，但在地層堆積中發現了與在墓葬中出土的同樣的青銅器、玉器和陶器。

事實上，自1955年石寨山古墓群發掘以來，特別是1956年六號墓出土“滇王之印”以來，乃至整個20世紀，云南省青銅時代考古主要圍繞墓葬進行，在聚落遺址方面著力不多。2008—2010年，我們與美國密歇根大學人類學系合作，聯合進行滇池地區史前聚落遺址考古調查，發現了近79處“滇文化”和漢文化的遺址。其中，河泊所貝丘遺址距離滇國貴族墓地——石寨山墓地很近，并且遺址規模非常大，我們推測這一區域很可能是古滇國的都邑。也正是此次調查堅定了我們尋找古滇文化聚落遺址的信心。

2014年，我們以石寨山古墓群為核心，將整個滇池地區6大“滇文化”分布區納入“石寨山古墓群大遺址考古”項目中，同年，國家文物局核準了這項考古計劃，并指出現階段的重要任務就是尋找該文化的聚落遺址。當年年底啟動的石寨山古墓群大遺址考古工作，主要工作方法是大范圍的考古調查、大區域的考古普探，在此基礎上進行重點勘探，最后再選擇重點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其核心就是尋找該文化的聚落遺存和可能存在的城址。

“放在以前，誰都不信”

古滇國地處中國西南一隅，是從戰國延續至漢代的區域性政權。《史記》中有“漢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嘗羌降于漢，漢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等記載，但寥寥數百字幾乎是它的全部。此后《漢書》《后漢書》《華陽國志》等關于古滇國的記載皆徑抄之。

2019年，考古人員在河泊所遺址中發現了一枚“滇國相印”封泥。這枚小小的“滇國相印”封泥，其重要價值不亞于“滇王金印”，表明漢武帝在古滇國設立了“滇相”，建立起一套行政管理體系。在蔣志龍看來，它是漢中央政府對古滇國及其周邊地區有效行政、國家治權的象征，是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歷史見證。

記者：您曾說過，“缺少村落遺址的古滇文化就像缺了一條腿。”對普通公眾來說，由于史料和考古實證資料的匱乏，古滇國也一直是個謎一樣的存在。

蔣志龍：是的，古滇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云南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之一。但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在滇池盆地只發現古滇文化的墓葬，后來終于找到了古滇文化村落遺址，這是古滇國文化考古的重大發現。

2016年，考古隊在對河泊所片區的考古鉆探中，發現了一些有趣的跡象，眾多高出水面的臺地和水系（古河道）相間排列，構成了河泊所堆積的主要形態，而這些臺地和水系又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像是人類有意識的行為。但要確定這些臺地到底是什么性質的堆積，僅靠考古鉆探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的。于是，我們向國家局申請對臺地的發掘，而西王廟是我們首先申請發掘的臺地。

2016—2017年，在對位于下西河村的西王廟所在的臺地的考古發掘中，在距地表三四米以下，我們發現了漢代的地面遺跡，也就是說漢代時期人們生活的地面比現今的滇池水面要低三到四米左右，表明那個時期的滇池周邊陸地面積比現今要大得多。反過來說，那時期的滇池還沒有現在的滇池水面寬。而“滇文化”時期的地面海拔則更低。

記者：這些考古發現能說明什么問題呢？

蔣志龍：我們在西王廟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漢代和早于漢代的滇文化時期乃至時代更早的商周時期先滇文化時期的聚落遺存，是首次在滇池東南岸的沖積平原地區發現漢文化和“滇文化”的聚落遺址，這是石寨山大遺址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為我們在平原地區尋找石寨山文化的聚落遺址指明了方向。

現在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河泊所是一個聚落遺址，地下埋有古代的村落，而且還埋著古滇國的都城。這要放在以前，誰都不信。

記者：確定聚落遺址后，您和同事們是怎樣推進河泊所遺址的發掘的？

蔣志龍：我們依靠每年國家文物局批的發掘項目，同時開展發掘、勘探和整理工作。每年安排一平方千米的考古勘探，安排一到兩個小項目的整理。

2018年，在對河泊所村東的編號為臺地3的發掘中，我們發現了大量的甕棺和柱坑類遺跡以及其他遺跡現象，如此數量眾多的甕棺，在國內也是不多見的，在滇文化分布區內也屬首次發現，極大地豐富了對“葬俗”的認識。盡管現在還沒有釋讀出其所蘊含的歷史現象，但它作為河泊所遺址群中一類特殊存在的遺存則是毋庸置疑的。

2019年初，在臺地3西邊一處漢代廢棄河道的灰坑中，考古人員對清理的土樣進行水洗，發現了包括“滇國相印”“王敞之印”和“田豐私印”等封泥在內的幾枚封泥，與封泥同出的還有瓦片、陶罐、陶釜以及其他銅質和石質的文物。

我到現在都記得當時隊員告訴我說發現了一枚“滇國相印”封泥時的情景，大家都很激動。我直覺這是一個填補歷史空白的巨大發現。

司馬遷的記載中沒有提到過滇相的問題，但是從漢代建制來說，滇相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管理這一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滇國相印”封泥的出土，不僅彌補了《史記·西南夷列傳》等古代文獻關于古滇國史跡記載的缺失，而且從實物史料上證實了古滇國的存在。標志著漢武帝在設立益州郡、賜滇王王印的同時，也設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體系。從這些材料推測，早在2000多年前，滇中地區就已經納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理體系之中。“滇國相印”封泥的發現還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為了解滇國附漢后的政權性質、行政模式和職官制度等都提供了重要線索。

此外，2020年9月至12月間，我們對河泊所村和下西河村之間，西王廟以北，南鄰金砂路的范圍進行考古發掘，發掘揭露出豐富的文化層堆積，堆積厚度深1.45—5.8米，包含了從西漢中期以前、西漢至東漢以及明清時期的堆積，以西漢至東漢時期的堆積最為豐富。

一幅河泊所古滇國都城的美麗圖景

中原文明與少數民族文化碰撞共生，創造出燦爛多姿的古滇文化。

河泊所遺址最新考古發現，為尋找西漢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線索。大量簡牘的發現，是中國南方繼湖南“里耶秦簡”發現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發現，其發現的行政、司法簡牘，內容豐富，與已經發現的封泥相互印證，從武帝設置益州郡開始，云南開啟了跨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新篇章，云南現今的邊疆格局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形成。

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古滇國文化的面貌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記者：上月底，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發布了河泊所遺址的最新考古成果：去年以來，河泊所遺址出土大量漢代封泥和簡牘。如您所說，當時一枚“滇國相印”已經是很重大的發現了，那此次收獲是不是更為驚喜？

蔣志龍：對！這次公布的考古發現非常豐富，就漢代文化遺物而言，大家關注最多的是封泥和簡牘，此外還有大型建筑基址和寬闊道路等。

2021年3月至12月，我們對位于昆明市晉寧區上蒜一小北區域約2000平方米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大型道路和疑似大型建筑的基址和灰燼堆積、房址、水井、墓葬等遺跡441個。發掘出土遺物十分豐富，當然重要的發現之一就是封泥。

此次發現了500多枚封泥，除了益州太守的封泥外，還有益州郡所轄縣的長官封泥，比如說“滇池長印”。在漢代，大縣置令，小縣置長，說明當時滇池是益州郡下轄的一個小縣，同時也可以說明滇池在漢代就有專人來進行管理。在公元前109年以后，就像是中原地區一樣，納入了中央王朝郡縣制的管理之下了。

目前已經發現了漢代益州郡所轄24個縣中18個縣的官印封泥，還有6個縣的封泥不排除在未來會被發現。除了官印之外，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些私印的封泥，如“宋虞之印”“君馮私印”等，我們猜測這些私印就是官員的名字。這些內容當年在《史記》《漢書》《后漢書》甚至是《華陽國志》中都未見記載，可以說這些發現填補了一個巨大的空白，讓我們對于這段歷史的認知更加全面。

記者：除了封泥之外，此次考古發現最引人關注的還有大量的漢簡。

蔣志龍：是的，在上蒜一小校園內發掘的150平方米，我們發現帶漢字的200多枚簡牘，絕大部分還在清理中，已經認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罪當死”“建伶長”“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是反映當時益州郡行政往來和司法制度的物證。這些簡牘大部分是官方文書，有法律方面的，也有政務方面的，都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這些細節，對于研究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有著巨大的價值。

記者：在您看來，去年以來的考古新發現的價值和意義在于？

蔣志龍：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滇王金印”的發現，是我們了解古滇國是否存在的一個契機，那么這次的發掘則像是打開了一扇窗，為研究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過程提供了更多材料。目前我們的首要任務是要把出土的簡牘保護好、研究好。另外，根據這批材料，我們還可以研究漢代云南與蜀地、與中央的關系。

記者：最近十年中國考古事業取得巨大發展。您從2014年開始帶隊對河泊所遺址進行發掘。身處其中，想必有頗多收獲和感悟吧。

蔣志龍：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考古事業發展確實有目共睹，我自覺趕上了最好的時候。

在近年的考古勘探和發掘中，盡管還沒有碰到驚天的考古發現，但我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實實在在的。這些看似孤立、相互之間缺乏有機聯系的遺跡，卻為我們了解歷史的真相提供了線索。每一次新的收獲，都使我們距歷史的真實更近一步。

迄今我們所發掘的幾個臺地，幾乎沒有一處其功能是完全相同的，相互之間完全不搭，這也反倒堅定了我們的信心，完全不搭就是一種搭！這些不同功能的臺地和水系共同構筑起河泊所遺址群作為古滇國都城的完整體系。我們所做的是將這些零星的方塊拼接起來，構成一幅河泊所古滇國都城的美麗圖景。（本報記者 王慧峰）

《 人民政協報 》 （ 2022年10月27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