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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一家 和而不同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平談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022年03月05日 08:48 | 來源:人民政協網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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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簡介

黃平: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社科院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臺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世界政治研究會會長、中華文化交流與促進會理事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2013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時指出,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好的理念,一旦轉化為行動,走進現實,就會產生無窮的力量。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引下,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兩年多來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實踐再次表明,人類確實是休戚與共、風雨同舟的命運共同體。唯有相互支持、互利合作才是戰勝危機的大道。

有學者說,大黨之大、大國之大,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擔當大。

回顧來時路,我們如何從歷史中汲取經驗?面對復雜嚴峻國際形勢,我們如何應對各種風險與挑戰?展望未來,我們該怎么辦?就這些問題,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平。

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腳步丈量中,黃平有幸親耳聆聽到世界的各種聲音,有了更多的切身感受;從多年來的身份轉換中,他對人類互利合作和命運共同體理念有了多維度的觀察和深度的思考。

“一帶一路”成重要實踐平臺

記者:在您看來,中共十八大以來,在追求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道路上,我國有哪些標志性的節點或亮點?

黃平:中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倡導者、創立者,更是堅定推動者、實踐者。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從實踐中提出的,也是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的。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之后,中國領導人在一系列雙邊和多邊重要外交場合一再強調要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報告把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新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

2018年3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相關內容入憲,使其正式上升為國家意志。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背景下,中國又提出了共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共建人與自然命運共同體等倡議和舉措,充實和深化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中共十八大以來,從決勝脫貧攻堅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從實現全面小康到邁向共同富裕、建設“一帶一路”等一系列舉措,都是中國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其中,共建“一帶一路”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

記者:您一直高度關注“一帶一路”倡議,僅2017-2018年就先后赴40多個國家參會、調研。您能否分享一下自己的觀察?

黃平:我認為,這里有幾個關鍵詞。第一個關鍵詞是機遇。因為“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多國呼應,馬爾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橋,東非有了第一條高速公路,白俄羅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轎車制造業,希臘比雷埃夫斯港重回歐洲大港地位……中國以言必信、行必果的誠意、擔當,給世界各國提供了發展機遇。

第二個關鍵詞是平臺?!耙粠б宦贰币殉蔀閺V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規模最大的互利合作平臺。比如,2020年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快共建“健康絲綢之路”步伐。迄今,中國已向120多個“一帶一路”合作伙伴提供抗疫援助,向1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超過21億劑疫苗,其中多數是“一帶一路”合作伙伴;中歐班列成為防疫物資運輸和各國攜手抗擊疫情的生命通道和命運紐帶。

第三個關鍵詞是實效。據測算,共建“一帶一路”將使發展中的東亞及太平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加2.6%至3.9%。世界銀行有報告認為,到2030年,共建“一帶一路”有望幫助全球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

實踐證明,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是世界經濟發展與穩定的最大貢獻者,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的實現有了經濟與物質的基礎。

記者:您在國外碰到的同行們,對“一帶一路”倡議是怎樣理解的?

黃平:首先,“一帶一路”給世界提供了一個“共商共建共享”的機會和平臺,發展是主題,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還是投資、貿易,或者教育衛生方面的合作,中國都不是強加于人,而是互相商量,這區別于西方歷史上的殖民、侵略、掠奪,或者教師爺般高高在上地指點指責,這是我碰到的國際同行們最大的感受。

其次,“一帶一路”平臺足夠大,我們歡迎尋求發展的各國各方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發展,希望各方在這個平臺上實現互利共贏。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得到了很多國家的認可與響應。比如,蘇聯解體后,一些中東歐國家加入了歐盟、北約,同時也愿意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他們一些人給我的回答是,如果說歐盟給了他們一個“新身份”,那么,參與“一帶一路”就給他們帶來了新發展。盡管有各種矛盾與沖突,甚至有些突發的事件和危機,但謀發展求和平仍是當今世界各國的最大的公約數。

再次,我能感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尋求發展的迫切性。中國的脫貧與發展也給他們帶去了可資借鑒的經驗,這是他們十分歡迎和迫切想了解的。即使在國與國之間出現政治性緊張時,我們也看到,民間還是會通過“一帶一路”進行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這些交流合作也有利于緩解緊張,這是顯而易見的。

大勢所趨 民心所向

記者:您能否幫我們簡單梳理一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在邏輯?

黃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我們理解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國際政治格局的鑰匙。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來看,主要是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方面的變化。

從世界格局來說,持續了近50年的東西方“冷戰”格局不復存在了,但“冷戰”思維陰魂不散;在空間上,20世紀后期出現的所謂重心東移,并不是西方列強講的權力東移,而是發展中心東移,出現了東亞的興起與發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國幾十年來快速而穩步的發展。

從世界秩序來說,1945年雅爾塔協定以來幾個大國制定的國際秩序至今,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都早已超出了當初幾個大國的設計,和平與發展成了兩大世界性主題,還有諸如氣候變化、疾病傳播、恐怖主義、金融危機等,都使原來的世界秩序出現了不確定。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不確定和高風險時代。過去一百年見證了戰爭、大蕭條,見證了冷戰,也見證了發展,卻還沒有見過今天這樣的高風險和高度不確定性。

面對這些,我們需要牢牢關注和把握的是大變局之下的新形勢,一方面,求和平與謀發展仍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和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標;另一方面,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和風險越大,各國的人民越能強烈意識到彼此是進退與共的共同體,“零和博弈”“叢林法則”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只會使問題惡化甚至失控。

直面“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一時代之問,習近平總書記觀察全球發展大勢,著眼于人類前途命運,提出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而貢獻了中國方案。

從全球視角看,這也是民心所向。

當下世界的確面臨各種問題和風險挑戰,例如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世界經濟長期低迷,發展鴻溝日益突出,分配不公隨處可見,地區沖突頻繁發生,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等全球性挑戰此起彼伏,民粹主義、保守主義等各種社會政治思潮交鋒激蕩,地區安全出現罕見的沖突。面對這種種挑戰,各國各地區很多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不安全感都深有體會,有的對各種風險和危機感到迷茫、彷徨,甚至無助。

在此背景下,中國提出的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切實回應了世界的共同關切和普遍擔憂,實際上提出了中國的全球觀、治理觀、義利觀,包括“要發展不要貧窮、要和平不要戰爭、要合作不要對抗、要共贏不要獨霸”,及時為世界的和平發展提供了一盞指路明燈,也得到越來越多國家和人民的關注和響應。

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對我國來講,也是時代的選擇。

記者:時代的選擇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黃平:我初步將其歸納為三個選擇:歷史的選擇、現實的選擇、價值的選擇。

歷史的選擇??v觀世界近代歷史,西方列強過去總是試圖通過依靠武力對外殖民侵略擴張,并按照“叢林法則”搞弱肉強食玩零和游戲,以此實現自身狹隘利益,追求超額利潤。

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們確立和踐行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從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向世界做出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遠不搞勢力范圍的莊嚴承諾,從提出和平發展、互利共贏再到明確提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今天的中國成了維護世界和平的中堅力量和國際治理體系改革的重要推手。這既是從近代以來我們受人欺負甚至任人宰割的慘痛歷史中得到的深刻教訓,也是歷史給予我們的時代定位。

現實的選擇。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的底子薄、基礎差,資源分布也很不均衡,外部環境也很惡劣。今天,經過70多年的不斷努力奮斗和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已經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并正在強起來,這就更需要我們與各國人民攜手,共同推進國際治理體系的改革,并進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最現實的選擇,我們已經不可能去重走那些“先發國家”的老路。

價值的選擇。中國不僅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延續了幾千年歷史并正走向復興的文明古國。我們的倫理價值和道德訴求,使我們不會也不能通過掠奪等不公正方式換取自己的發展。我們的文化里向來主張“和而不同”,并追求“天下大同”,“叢林法則”“零和游戲”“強者通吃”之類,不是我們的價值選項。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程看,我們始終堅持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從中華文明的歷史沿革看,侵略、掠奪、欺凌他人,從來不是我們的文化血脈和歷史基因,我們堅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背后的價值追求,既是“多元一體、和而不同”,更是“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

記者:您曾提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凝聚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髓,與中國自古就有的“世界大同”思想有繼承與弘揚的關系。從比較歷史的維度看,我們如何正視中西方“天下觀”的差異性?

黃平:認識中國,需要了解中國作為一個活著的文明古國的內在脈絡。中華文明從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為思想的空間,“天下一家”“天下無外”。同樣,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崇尚“和而不同”“海納百川”,在人際關系中我們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國際關系中我們主張“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種深遠而厚重的文化傳承,正是中國共產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層密碼與邏輯。正因為如此,中國在外交上始終堅持大國小國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合作共贏。

我們倡導并踐行的“天下一家”、命運共同的理念,是與西方所推崇的叢林法則完全不同的。西方的各種治理理念中,即使主張永久和平的,最多也就是“同,而后和”。背后還是先認定自己是最優越的,然后要求其他文明與文化向它靠攏和看齊,在實踐上甚至不惜訴諸武力把自己的一套強加于人。就像社會學家艾利亞斯(Norbert Elias)所說的那樣,西方更加習慣于將自己視作一種“文明”,而將不同于自己的其他社會和文化視為“野蠻”。冷戰以那樣的方式結束進一步強化了“歷史終結”式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傲慢和偏見。他們在全球推廣自己的價值觀,要按自己的意愿強行改造世界,同時又要在世界上維護自己的霸權。結果,世界不僅沒有變得更“同”,反而失去了“和”。

與此相比,中國的治理理念前提是和而不同。我們提出了“包容的文明觀”,呼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也是對西方種族優越論、文明沖突論和普世價值論的正面回應。我們和世界各國交往的基本態度是,大家彼此不一樣是正常的,國家不論大小、貧富、東西,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權,和平共處。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才是世界各個國家社會地區能夠生生不息延續不斷的真正基礎和前提,而恰恰是因為彼此不同,世界才豐富多彩,正因為彼此不同,才需要交往和互鑒。

記者:在國際交流中,您有哪些直觀感受?

黃平: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許多國家和地區肆虐的當下,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加展現出越來越大的魅力。在國際交流中,越來越多人聽到看到了中國經驗,感受到了中國的理念和誠意。在我看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交流溝通和互利合作的重要性,也越來越認識到這才是應對疫情的良方,應對各種共同挑戰的正道。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我們提出的很多主張,也正得到越來越多的理解和支持。比如,我們堅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主張通過合作與協作,統籌應對各種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和霸權主義;我們堅持同舟共濟、互利共贏,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堅決反對各種形勢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霸凌行徑,堅決反對單邊主義,積極維護和推動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改革多邊治理體系;我們堅持走綠色發展、環境友好之路,各國共同應對環境污染、生態保護和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這一個共同家園,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健康和生命為前提……這些,得到了包括西方國家一些人士在內的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可與贊賞。

再擴朋友圈,追求心相通

記者:當前,我們面臨的一個歷史任務是,用順暢聯通的國內國際循環,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更加緊密穩定的全球經濟循環體系,促進各國共享全球化深入發展機遇和成果。在當前國際國內的形勢下,您有什么建議?

黃平:任務重、挑戰多,辦法、路徑也有很多。我認為,有一個重點要牢牢抓住,即繼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朝著高質量方向發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強大動能。我認為,“穩中求進”同樣適用于“一帶一路”的建設中,不能簡單以速度和規模作為衡量尺度,要更好更安全更高質量更多方受益,這才是下一步發展的方向。

我們看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及其核心理念已寫入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以及其他區域組織等有關文件中。截至目前,眾多國家和國際組織與我國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眾多國家和區域的發展戰略與規劃進行了對接,共建國家已由亞歐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平洋等區域。“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已經成為各參與國家和國際組織深化交往、增進互信、密切往來的重要平臺。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成為各方共建合作的重要投融資平臺。圍繞貿易、投資、稅務、知識產權保護等具體合作領域,相關各方也建立了諸多務實有效的合作框架和體制機制。我們夯實“一帶一路”中民心相通的社會文化基礎,繼續擴大“一帶一路”朋友圈,歡迎各方更多參與其中,共謀發展。

記者:近日,復雜的國際形勢變動和大國博弈牽動了很多人的神經,這也讓我們對國際風險有了更深入的認知。您認為,國際合作中,我們該如何預判風險?如何在管控風險的前提下,更好實現高質量國際大循環?

黃平:從國際大形勢來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不會是敲鑼打鼓一路彩虹,一定會有一些不和諧聲音,中間也一定會遇到逆流,認識差異、具體糾紛不可避免,這里有傳統的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也有各類風險和危機的挑戰,但在百年大變局下,越是具有不確定性,世界各國越是要走平等互利、合作共贏之路。我們在對外發展時也確實要充分考慮安全底線和各種風險問題。如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從當地的社會、政治、宗教等諸多方面以及地緣關系等多個因素進行評估,都是必要的。

此外,我們要更多發揮民間力量來更好地促進“一帶一路”建設。“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在五通中,可以說民心相通是基礎性的。大家都能切身體會到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朋友圈就可不斷擴大,各種項目也更有持續性。與基礎設施、經貿、投資等有所不同,民心相通好似見效慢,但時間長影響深。

所以,共建“一帶一路”,從理念到行動,從“大寫意”到“工筆畫”,面向未來,可在人文交流民心相通領域聚焦重點、精雕細琢,充分發揮現有機制和平臺的作用,不斷開拓新的平臺和機制,深化民間、學界、智庫和教育文化藝術等方面的多層次交流,不斷增進各國各地區人民的互信與互鑒。

最后,人民政協本身就是對外講好中國故事的“富礦”。來自各行各業的政協委員,有著各自行業專業領域的積累和經驗,有著豐富的資源和對外交往渠道,可以更深地挖掘,通過政協更有效地傳遞中國聲音,發揮大家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既講好中國故事,更共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出力出智出心。

編輯:王亦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