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平山(1886-1956)，民革創始人之一，著名的革命活動家。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五四運動，曾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的負責人之一，也是中共廣東地方組織的主要創建者。

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想

譚平山天資聰穎，是全家“振發家聲”的希望，他果然不負全家的希冀，考上了北京大學。這一年恰逢俄國發生十月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他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思想，如饑似渴吸收著新思想、新文化，整天手不釋卷，乃至對自己個人生活上的問題毫不在意，長期留著兩撇小胡子，一點也不修邊幅。在學校，他參加了李大釗等人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積極參與組織《新潮》。1919年，他為《新潮》寫了一篇《“德謨克拉西”之四面談》，暢談“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維何？稍有識者，莫不舉‘德謨克拉西’以對矣”，文中介紹了社會主義淵源，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想。這也是我國最早介紹《共產黨宣言》的文章之一。他還參加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通過研究會的活動相識了毛澤東，此后兩人有很多交往，建立了深厚友誼。豐富多彩的活動和各種學術性組織，為譚平山以后從事革命活動打下了基礎。

1920年8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譚平山隨即響應號召，在廣東高等師范學校發起組織“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7月，譚平山因協助陳獨秀在廣州為廣東大學預科籌辦經費而沒能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離滬赴港參與創建民革

隨著抗日戰爭勝利后形勢的變化，大批黨、政、軍人員流向上海、南京，民聯的活動也隨之轉移。時任民聯領導的譚平山在重慶主持了最后一次民聯中央常務干事會后，民聯在重慶的工作就正式結束了。5月28日，他與李濟深、馮玉祥等乘“民聯”號輪船，從重慶到上海。在上海后，他同樣履行自己要同國民黨一刀兩斷的諾言，拒絕參與國民黨的一切活動，繼續公開從事民主活動。

為了推動民聯人士投入反對蔣介石反動獨裁統治、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1947年2月，譚平山在上海主持召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臨時中央干事會議，發布報告揭露道：“這些反動分子根本沒有實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根本沒有執行國民黨的政綱政策……他們只是竊據了一塊國民黨空招牌”。這使蔣介石大為惱火。1947年6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常會、中政會舉行的聯席會議上提出了“黨團組織合并”和“戡亂總動員”兩項政治決策，如果有反對國民黨的活動“一律格殺勿論”。此時，蔣介石已經準備對譚平山下手了，殺意已現，上海已經不再安全。在香港的李濟深、何香凝聯名寫信，邀請他與柳亞子、郭春濤、陳銘樞等民聯的同志到香港，“集中力量，正名領導……共同籌策一切”，他這才離滬赴港。

抵達香港后，《星島晚報》以《民主“美髯公”譚平山》為題，介紹他的生平，回顧了他早期在宣傳馬列主義，組建廣東黨組織。《華商報》也派記者對他進行采訪，“而今皓首銀鬢，精神矍鑠”的譚平山“縱談民主極其信心”，介紹“此次南下任務，是受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央之命，與國民黨諸先進籌商國民黨民主派的大聯合計劃”。為爭取團結更多的國民黨民主派人士，他表示：“對任何同志，不存有任何成見，亦不加以任何歧視”,“只要他立下決心，掙脫了反動集團羈絆，實際參加了民主工作，為人民服務，我們也無不歡迎其合作”。他在香港與李濟深、何香凝等人共同籌備國民黨民主派的聯合組織。1948年元旦，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譚平山被推選為中央常務委員，他無比激動，揮毫賦詩《迎一九四八年十韻》，用“眾志自成城，衰朽愿執鞭”為表達自己愿為新中國成立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民革成立后，譚平山以更高的熱情投入到民主運動中來，仿佛找到了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撰寫文章為革命呼號的激情，連續在《華商報》《群眾》上發表多篇文章。他號召鞏固統一戰線，粉碎和平陰謀，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他支持解放區的土改運動，稱之為“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最忠實的實踐”；他代表民聯和其他民主黨派領導人聯合致電毛澤東，積極響應“五一口號”；他還比較了新舊政協的根本不同，指出“新政協是各民主黨派分擔革命責任的會議，而不是分配勝利果實的會議”。

為黨為國奮斗終身

新中國成立后，譚平山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兼監察委員會主任。根據新民主主義精神和人民政協共同綱領，他開始著手建立人民監察制度，執行人民的監察工作，并梳理建立人民監察委員會組織機構的原則和今后的中心工作。譚平山深感這項工作是黨對他的高度信任，雖然年事高，但仍然認真負責地與監察委員會的中共組織合作共事，堅持處理人民監察委員會的事務，以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經常提出獨到的見解。

由于監察委員會主要負責監察國家務工人員是否履職并糾舉其違法失職，譚平山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的家人。他曾帶頭深刻檢查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自己過去也很有一些缺點，最突出的就是胸襟狹隘，個人英雄主義，有時過于獨斷獨行，對于團結工作，做得很不夠，這些毛病，對工作只有壞處，不會有好處。”為了支持國家建設，譚平山不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支持發行折實公債，而且以實際行動購買人民勝利折實公債。

生活中，譚平山也是非常儉樸，平時以白粥加素菜當餐。據女兒譚宗文回憶，父親一生常買舊衣舊鞋穿著，并自以為樂。新中國成立之初，他搬到北京工作，為了不給國家增添麻煩，自己掏錢在北京買房子解決住房。兒子譚秉文是經濟學家，本來有機會出國工作，但譚平山要求他留在國內為祖國服務。據外孫余川廣介紹，他還嚴格要求子女和家屬，從不利用特權為家人謀取利益，甚至怕地方政府知道外孫是自己家人而搞特權，刻意不公開聯系。家人也很好地堅持他的意愿，夫人孫蓀荃在他去世后把北京的房產無償捐獻給國家。

1954年6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譚平山受邀參與我國第一部《憲法草案》的討論，他深入地宣傳和學習，為能親身參與到這項人民政治生活的大事中而感到自豪，滿懷激情號召“讓我們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它的公布，并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作為對憲法草案的獻禮。”

1956年4月2日0時20分，譚平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可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