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8月16日電（張澄生 口述 本報記者 修菁 整理）

人物名片

張澄生，1929年出生于臺灣新竹縣，高山族。1946年12月從臺灣來到大陸，1947年4月加入華東野戰軍第三縱隊。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 困頓下的從戎

1929年我出生在臺灣新竹，7歲開始上學。先在蕃童教育所就讀，校長、老師都是日本的警察擔任，只教學生學日語，想把我們培養成會說日本話的工具。后來，兄長們把我帶到花蓮縣就讀公學校，長大我才知道，彼時臺灣上學是分三等的：一等是日本人的孩子和臺灣有錢人的孩子，他們上的是尋常小學；二等是漢族同胞，他們上的是國民學校（或是公學校）；三等是蕃童教育所。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第二年即1942年，我小學畢業。因為家窮，無錢上中學，兄長們正在設法找錢讓我讀高等科，就在這時，日本統治者為了彌補戰爭缺少人工的不足（1942年至1944年間）,在臺灣各地招募小學、中學、高等科的畢業生，名義上是招“學徒兵”，實際上就是招童工到日本補充和解決員工不足的問題。兩年間多批次招童工大約8000多人，我就是第一批中的一員。這些人后來被分配到“橫須賀海軍航空廠”“追濱海軍航空技術廠”“中島航空廠”“川西海軍工廠”“三菱航空廠”等。我被分配到“高座海軍航空廠”，后改名為“日本海軍空C工廠”。我在那里待了兩年，頭一年是上午上課，下午到工廠當雜工；第二年做一些初級的技術活，給熟練的技工打下手。再后來，就可以獨立做一些活。1944年下半年我回到臺灣，被分配到“臺灣屏東航空廠”。

1945年10月，好不容易盼到日本投降，臺灣回到祖國的懷抱，臺灣各處一片歡歌，普天同慶，家家戶戶張燈結彩，鑼鼓之聲響徹云霄?？墒钱敃r的臺灣，許多工廠、企業倒閉，工人、青年失業，物價暴漲。我也失業了，生活無著落，回到了花蓮，過著有上頓沒下頓到處奔走找工作的日子。1945年末，在家里長者的建議下，我決定報名當兵，那一年我16歲。

2 被俘后的意外溫暖

入伍后，我先后在花蓮、宜蘭、臺中、屏東等地受訓。1946年底，在國民黨憲兵荷槍實彈押送下，從高雄來到上海，1947年元旦，我是在上海吳淞口港的倉庫里過的。后來我才知道，國民黨軍隊為了打內戰，在臺灣招兵約有8000多人，其中到大陸的有5000多人。

1947年1月，部隊由上海開到蘇北的徐州，在那里繼續受訓，那時就聽到國民黨140旅的280團，在山東的魚臺被解放軍消滅了。不久我們這個連奉命隨先頭部隊開到魯西南駐扎在曹縣城里，駐防之后派我們三個人出城買菜（一個上士，一個挑夫，還有一個我是監督員），我清晰地記得這天是1947年的4月16日。我們一出城門走到菜市就聽說解放軍圍城了，我們急忙返回，可城門已關閉，任我們怎么說，看守的士兵也不讓我們進城，怕是解放軍冒充的。就在想轉道到另一個城門時，我們被俘虜了。

在俘虜營地，解放軍派來了政治干事，給我們上政治課，講《論聯合政府》，講新民主主義，講蔣介石為什么要發動內戰，講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為老百姓服務的，講解放軍是有嚴格紀律的隊伍，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等。這些道理我第一次聽，好像在聽天書，似懂非懂。那位政治干事還給我們講解放軍優待俘虜的政策，最后詢問我們個人的意見：愿意留下來當解放軍的去登記，想回家的發給路費、開路條。我想，反正在哪里都是當兵，哪里有飯吃我就在哪里干，就決定留下來。

初到解放軍，很不習慣，但是當同志們知道我是臺灣人，都對我都特別好，主動教我說普通話，他們從“我們是中國人”“孫中山先生領導北伐戰爭”“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為人民服務的”這樣一句句地教我。因為我認識一些漢字，有時候他們就寫漢字給我看。行軍路上跟我談心，問寒問暖。我的鞋子磨破了，班長把自己的備用鞋給我；到宿營地同志們打洗腳水給我泡腳，有幾次我的腳磨出水泡，班長找來一根馬尾幫我戳泡，把泡里的水放出來。同志們這樣對待我，讓我特別感動。

同時，在解放軍軍營里感受到的意外溫暖，也讓我想起自己在國民黨部隊被老兵瞧不起，挨打、受苦、吃不飽飯的日子。兩相比較，我暗下決心，要好好干，認真向同志們學習。從此，我表現積極，努力學習，行軍不怕苦，不怕累，到了駐地主動打掃房間，跟同志們一道幫老百姓家挑水，和同志們一起做飯、燒水，事事搶在先，多次受到班、排、連長的表揚。就在積極要求上進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同我一起解放過來的兩個人找到我，約我一起開小差，回國民黨部隊去。我說：我不走，要走你們走。同志們對我們這樣好，人總要講點良心吧！結果他們真的跑了。我沒有向領導報告，大約在第三天自感對不起班長，就主動找班長講了這件事，班長對我說：“我們早就知道了，只是等待你覺悟了。”他沒有批評我，我感到非常慚愧。

從此以后跟隨部隊轉戰南北，參加過孟良崮戰役、沙土集戰役、洛陽戰役、開封戰役、濟南戰役、武昌戰役等；我都以班里共產黨員為榜樣，向他們學習，嚴格要求自己。濟南戰役前夜我寫了入黨申請書，請黨組織考驗我。

3 久經考驗的“老兵”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就在這天前夜，部隊指導員找到我說：“小張，組織上已經批準你的申請，你已經是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啦！祝賀你！”我激動地流下了淚水。

這年5月，上海戰役打響前，我們聽部隊領導傳達了陳毅司令的指示，報告中有幾句話，給我觸動很大，陳司令員說，“大江我們突破了，接下來我們要解放上海，進南京，因為打下南京和上海，是我們勝利的標志。但在戰斗時，我們也要注意我們作為人民軍隊的一言一行。我們是野戰軍，在前線打仗，我們要勇敢，但是在城市里，對待百姓，我們的行為和言語不能‘野’，要讓百姓覺得，我們人民解放軍是一支好軍隊?！标愐阍趫蟾嬷羞€要求，“為了保存上海的完整，保護上海人民的生命財產，我們不能在上海市區進行大規模戰斗，所以，部隊要因此付出戰斗時間和其他一些代價，但這些代價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同志們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陳毅司令員的這番指示讓我深深感受到，人民解放軍是把人民放在心中的軍隊。

上海解放后，組織考慮到我會開車，把我派到華東野戰軍（第三野戰軍）后勤部汽車團，我們駕駛的都是解放軍接手國民黨中紡公司后的嶄新美式“大道其”汽車。

1949年7月，汽車團又接到中央軍委命令，調往西北支援新疆和平起義，那時西北戰場的局勢發展很快。我們的車隊從上海乘火車先到西安，9月初到達蘭州。到達蘭州后，我們就開始執行一些運輸任務，往返于西安、蘭州、酒泉之間。

我記得是在西北野戰軍(后編為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到酒泉的第二天，召開了進疆動員大會，會場就設在酒泉中學的大操場上。能親自聆聽彭德懷司令員的講話，我非常振奮！彭司令員的講話，我至今記憶猶新。彭司令員說，“這次的進軍意義重大，全中國人民、全疆人民都希望我們早日進駐新疆。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從1949年9月10日開始，我們將陸續向新疆進軍。”彭司令員還說，“同志們這次進軍非常艱苦，要頂風雪、冒嚴寒、翻高山、穿沙漠，是非常光榮的，將在新疆的歷史上，甚至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留下一筆，黨和人民會記在心里。”聽到這些話，我非常激動，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當天晚上，團里通知要派10輛先遣車，在10月8日到玉門報到，任務是配合一兵團的先遣隊，跟隨戰車營進疆，要從身體好，技術過硬的中共黨員中選派。當時連里駕駛員中，是中共黨員的很少，絕大多數是起義的或是新兵。我盡管入黨時間不長，但也是經過戰場考驗的老兵了，連里就叫我和副指導員帶隊執行任務。

10月10日早上，我們接到命令，負責拉運先遣隊士兵連夜趕到哈密，在哈密機場卸下部隊同志后立即返回，因為當時駐扎在哈密小營房的國民黨一個旅還在頑抗，拒絕起義，哈密局勢還不明朗。臨離開哈密時，時任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的王震要見我們車隊的同志，王震司令員非常親切對我們說，“謝謝你們，你們都很年輕，車又開得好，我們建設新疆特別需要你們這樣的人才，歡迎你們到新疆?！甭犕赀@番話，我們都要他給我們簽字留念，他給我們寫了四個字：功在酒迪。他勉勵我們“要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帶著司令員的寄托，高高興興回到酒泉基地后，我們團以酒泉為基地，執行了近3年橫貫新疆、寧夏、青海、甘肅河西走廊的軍用運輸任務，直到1952年，我們勝利完成支援進疆任務后，返回蘭州。之后，我還參與了西北軍區負責的從西寧到拉薩的青藏公路修建任務、敦煌剿滅烏斯滿股匪運輸任務、甘南剿滅馬良股匪的運輸任務等。

回顧我來到大陸的這74年，非常感謝中國共產黨對我的培養和教育，沒有共產黨的養育，就沒有我的今天，我很感激和懷念一起共事的戰友們。這些年，我并沒有取得什么赫赫戰功，也沒有作出什么突出的工作成績，但中國共產黨卻給了我很多至高的榮譽，見證了很多歷史時刻：1949年慶祝新疆軍區及新疆人民政府成立時，我在現場；1950年西北軍政委員會為表彰獎勵在解放大西北中作出貢獻的人民解放軍官兵而頒發的“人民功臣”獎章，我榮幸獲頒；1955年我還獲授“解放獎章”；這兩年，還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慶典，獲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今年獲授“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我想說，作為歷史洪流中的微小一分子，我是幸運的，我也十分期待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兩岸統一的那一歷史時刻，臺灣、大陸都是我的家，我希望他們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