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操舊業尋求開源之道

1938年4月，南遷至云南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在昆明成立了國立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隨著抗戰不斷升級，昆明經濟凋敝，貨幣貶值，物價飛漲，聯大教授們的生活急劇惡化。聞一多全家老少八口（夫婦倆加上五個兒女和一個保姆），開支大，薪水不足以養家，生活捉襟見肘。為了全家不挨餓，聞一多把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去寄賣行，又把從北平帶來的幾部古籍賣給學校圖書館，換錢買米。他在家書中無奈地寫道：“書籍衣物變賣殆盡，時常在斷炊中度日……”

目睹聞一多每況愈下的苦難生活，朋友們慫恿他以“治印”謀“開源”之道。聞一多早年赴美留學時主攻美術，回國后研究甲骨文、金文與文字訓詁，擅長楷隸，小篆別有風致。1927年5月，他在好友潘光旦家中閑居無事，操刀鐫刻了一枚“勝殘守闕齋藏”的藏書章，并為梁實秋刻下閑章“談言微中”。從此樂此不疲。他寫信給饒孟侃：“說起來真是笑話。繪畫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歸來，逡巡兩載，發妻背世，詩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個妙齡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竟能寵擅專房，遂使詩夫人頓興棄扇之悲。”不失詼諧和風趣。

聞一多思慮再三，覺得篆刻既可增加收入，又不失風雅，于是欣然聽從大家的建議，篆刻印章，添補用度，并對夫人高真說：“我還有一雙手，別的勞動不會，刻圖章的力氣還有呀！”

掛牌治印紓解生活困難

聞一多掛牌治印前，浦江清教授精心撰寫了一篇文采斐然的駢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

秦鉥漢印，攻金切玉之流長；殷契周銘，古文奇字之源遠。是非博雅君子，難率爾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點畫而成趣。

浠水聞一多教授，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幾人知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袍輪老手，積習未除，占畢余閑，游心佳凍。惟是溫黁古澤，僅激賞于知交；何當琬琰名章，共榷揚于藝苑。黃濟叔之長髯飄灑，今見其人；程瑤田之鐵筆恬愉，世尊其學。爰綴短言為引，公定薄潤于后。

文中將聞一多與明代篆刻名家黃濟叔、清代治印高手兼經學名家程瑤田并論，極言其學識淵博、刻印精湛。校長梅貽琦獲悉后，聯絡馮友蘭、朱自清、潘光旦、蔣夢麟、楊振聲、羅常培、陳雪屏、熊慶來、蔣寅清、唐蘭、沈從文等11位教授相出援手，具名推薦。

1943年秋，聞一多委托昆明城內青云街、華山南路、正義路上的多家筆墨店，在顯眼位置張貼治印啟事和潤例，并代收印章。從此，聞一多的案桌上多了一本自編印譜，封面左側的標簽上題寫“匡齋印存”四字，下署“民國三二年九月”；這也是聞一多開始掛牌治印的時間。1946年2月，他在家書中坦言：“弟之經濟狀況，更不堪問……在斷炊之威脅中度日……經友人慫恿，乃掛牌刻圖章以資彌補。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賴此道。”

聞一多刻印，專心致志，廢寢忘食，究竟刻了多少印章，已無從統計。不過，自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的兩年多時間內，僅印譜上就留下了1400多方印，接近每天一方，目前留存下來的印模約有560方。而其潤例，最初是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后來因物價上漲而相應改為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1944年4月，又改為石章每字600元、牙章每字1000元。1945年3月，潤例調整為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每字2000元，最后又定為：“石章每字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邊款每五字作一字計，過大過小加倍。”

篆刻謀生最顯操守品質

聞一多治印，操守極嚴。國民黨云南省黨部書記、代省主席兼民政廳長李宗黃，好附庸風雅，請聞一多刻印，許以豐厚潤例，他斷然拒絕，并將玉石原樣退回。可是，當和平民主運動組織需要印章時，聞一多分文不取。1945年10月，西南聯大成立時代評論社，出版《時代評論》周刊，他連夜趕刻了一枚“時代評論社章”，邊款為“評論社成立之夕，吳晗捐石，聞一多刻印。卅四年十月二日昆明”。據考，這是聞一多傳世的唯一隸書印。聞一多犧牲前一月，還熬夜為民盟云南支部趕刻了數枚應急用章：“田省三印”代表民盟云南省支部，“劉宓之印”代表秘書處，“祖范之印”代表組織部，“楊念萱印”代表宣傳部。時任云南民盟主委的楚圖南拿到這4枚精美印章后，大為感動，后來在《紀念戰友聞一多》中寫道：“這件事已過去30多年了，每當我想起時，當時的情景好像還歷歷在目。這最清楚地表明了一多對革命斗爭的忠誠，對革命事業的忘我精神。”

西南聯大的馮友蘭、吳晗、浦江清、朱自清、吳有訓、葉公超、尚鉞、高崇熙、何善周、季鎮淮、范寧、王瑤等許多教授，都曾得到過聞一多篆刻的名章或藏書章。聞一多贈送給華羅庚的印章，邊款為“甲申歲晏，為羅庚兄制印兼為之銘曰：頑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戰前，不值兩角”。華羅庚視若珍寶，30年后仍能完整地背誦下來，他在《知識分子光輝榜樣》中感慨地說：“在幾十年遷徙輾轉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當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難之交的革命情誼，成為鞭策自己不斷進步的動力。”

聞一多為好友孫毓棠刻的名章亦別有意義，其邊款“忝與毓棠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戰以還，居恒相約，非抗戰勝利結束不出國門一步。頃者強虜屈膝，勝利來臨矣，而毓棠亦適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挾勝利以遠游異域。信乎？必國家有光榮而后個人乃有光榮也！承命作印，因附數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為惜別之紀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倉坡寓廬”。這段邊款真實地刻畫了他與華羅庚、孫毓棠之間同患難、共甘苦的深厚友情，以及高度統一的愛國熱情，傳為印壇佳話。

（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區博物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