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秦漢與羅馬比較，必然說到秦漢大一統。大一統，按照現代科學性思維來看，似乎屬于政治學的范疇，屬于國家治理的理路。潘岳新作《秦漢與羅馬》即是從此起步。“《歷史的終結》作者福山近年來多次撰文指出，中國制度具有‘強大的國家能力’，中國從秦漢開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先于歐洲1800年。‘現代’是指一套非血緣、依法理、科層明確、權責清晰的理性化官僚體系。”

作為秦漢與羅馬的宏大敘事，文章闡述了秦漢和羅馬是如何處理一些共同挑戰，如土地兼并和小農破產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政權與軍閥的關系、國家與蠻族的關系、本土文化與外來宗教的關系。

但是，潘岳文章沒有停留于此，而是依照中華文化的整體性思維，直奔事物的本質，即中華道統。“大規模政治體的長治久安不會建立在純粹威權之上，必須是各群體各階層對道統的內心認同。中華道統的核心是中容和。體現著一種原則，一種境界，一種規律，一種價值”。非此無法解釋大一統的本源、植于基層的來源以及屢遭磨難而延綿不絕的根源，也無法解釋為什么秦漢和羅馬有著相同的基礎、相同的挑戰但卻有了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也許因為“大一統”的政治實踐與其道統真義之間出現諸多偏離，也許因為西方中心論的視角成了用西方模式衡量中華文明的標尺，近現代以來，“大一統”常常被誤讀和曲解。潘岳文章幫助我們走出廬山看廬山，回到廬山看群山；走進羅馬看秦漢，回到秦漢看羅馬。在對照中完成對于中華道統的認知與重估。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無論秦漢還是羅馬，重要的是看其核心價值。從羅馬共和到羅馬帝國，自由，都是貴族集團之間廝殺中高揚的旗幟，潘岳文章帶我們看見的，是這展旗幟后面的本質。

首先是自由的公平性。羅馬的元老院是貴族議事的地方，羅馬共和國的200名執政官出自于58個貴族世家。這些貴族的經濟基礎是用征戰俘獲的人成為奴隸而建立的奴隸制大莊園，必然導致平民土地被兼并并在此過程中淪為貧民和流民，只剩下去給莊園主做農奴或給軍頭當雇傭軍的自由。當然更不可能有奴隸的席位。沒有誰代表基層，每個貴族代表的只是自己的利益集團，取得席位的資格與合法性的來源是財產，無論這財產是掠奪而來還是世襲而獲。“選舉制度不但沒能削弱門閥，反而加強了門閥。因為選舉需要動員投票。門閥庇護了大量人口，又有錢賄買選票，最有機會選上保民官。”在奴隸制被廢除多年之后，依靠大資本拉選票的競選傳統沿襲至今。

其次是自由的目的性。自由是為了公義還是私利，是為了履行個體責任，還是僅僅為了個人權利，前者似乎不在人們的關注之列，自由與擔責的對等嚴重失衡所導致的責任的沒落，養成今日國家元首帶頭爭利和甩鍋的風氣。屋大維的帝國方案雖然比西塞羅的共和清談要務實一些，但依然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決定什么是‘自由’‘合法’，選擇最有利的理由進行斗爭。自由，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無限斗爭的借口”。所謂正義問題。羅馬時代這個問題似乎不是問題，誰有武力誰稱霸，誰有財力誰掌權，毋庸置疑，至于對外的戰爭、殖民與掠奪，亦被視為英豪。這種弱肉強食的叢林價值，被“社會達爾文主義”披上科學的外衣而冠冕堂皇，讓殖民者掠奪者殺戮者心無忌憚、趾高氣揚。

再就是自由的合法性，即當唯利是圖似乎解決不了合法性和歸宿感的問題時，上帝出場。基督教從羅馬由最初的被打壓到成為國教，隨后“上帝”從古代羅馬精英利益集團轉到中世紀另一個利益集團僧侶手中，成為讓人匍匐其腳下的工具和遠征他國掠奪財富的工具，直到啟蒙主義登場，逼上帝退場，完成韋伯所言的人類“理性化進程”即“去巫除魅”的過程，去除“價值理性”的騷擾，高揚“工具理性”的旗幟，讓唯私唯利的價值觀以現代的名義為所欲為，直到進入今天生態與人文雙重危機的困境。

唯利是圖，似乎是羅馬留給世界的重大遺產。

但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另一種文明，惟道是從的文明。

早于羅馬若干年，有文字記載考古依據的就有五千年，這個星球上有一群人，他們是華夏的先祖，走出叢林而仰望天象近取諸物，發現和踐行被稱為“道”的存在，創造了以道行天下為共同福祉的道統文明。與羅馬同時的秦漢，是這個古老文明的一個段落。如今羅馬帝國早已灰飛煙滅，秦漢帝國的子孫依然人丁興旺，用數字時代的溝通方式，討論著秦簡漢書記載的秦漢祖先與近代學者編撰的歷史羅馬。

秦漢以及其前后的中華文明，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和屈辱，然能夠一次次浴火重生延綿傳承的秘笈，在于一種超越種族、性別、階層，超乎個體和群體利益的共識，這種共識就是“道”。道的體、道的理、道的德就是中國人的思想體系和信仰體系，它類似宗教，但比宗教更加深入人心、植入生活，是個體生命的源頭和歸宿.

道是什么？道家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道以為和”；儒家說，“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天地之序，和而不同”；用現代哲學的概念來表述，“道”是以差異、互補、共生為特質的宇宙生命共同體，包含著對所有的生命的自主性和無限多樣性的尊重；勉強用科學的話語來表達，道是宇宙的規律和共同的福祉，簡而言之，道的基本原理就是“多元一體”。

多元一體如何能成為上層和基層層層相通共識的道理？如果不把道以及相應的理看成離開生命離開基層的柏拉圖式的抽象概念，這些道理本來就無所不在。中國人理解的個體不是虛設的孤立的存在，而是從娘胎里生出來的有性別有年齡有家庭家族家鄉家國和地球家園的人。多元一體本是身體的道理，身體的每一部分都功能不同此為多元，各個部分互相依存此為一體。身體的每一部分構成了整體，而整體特別是心臟這“君主之官”會照顧身體的每個部分，手與足、唇與齒身與心、身體的精氣神不可分離而本然一體。

多元一體亦是家的道理。家是一個有理有情、有差序有平等的、能夠保護成員的個性又能維護共性的共同體。每個孩子的稟賦不同“五個指頭不一般齊”，此為多元，但是“手背手心都是肉”。互相包容互相扶持，此為一體。家庭成員各盡其責，家長盡責愛護家庭成員，營造家庭共同體。國是大家，家是小國，國家興亡當然匹夫有責。而大一統的國家當然應該保護每個生命每個家庭的多樣性，同時維護一體性——以解決御敵、賑災、治水等公共事務和基礎建設以及調節羅馬政治解決不了的土地兼并等問題，而這些又是個體和家庭的安全與利益所在。

手足相助、唇齒相依、也用來處理家國天下的事務。希臘羅馬的對外戰爭都能掙錢，“與漢匈戰爭前后腳發生的，是羅馬與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戰爭（公元前149—146年），羅馬將迦太基全城夷為平地，將投降的5萬老幼婦孺全部賣為奴隸”，以繼續擴大奴隸莊園經濟，又繼續讓小農破產成為流民。 而漢的開邊都是貼錢，史書上批評其“虛耗海內”。但漢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錢。匈奴部眾只要誠心歸附，就是中國百姓，就要以仁義財帛待之，以換“遠人歸心”。這是儒家仁政精神”。仁政的后面，是多元一體的道之法則。

多元一體是身的道理、家的道理，因為它是天的道理。中國人稱天地為父母，結婚時先拜天地、后拜父母、然后夫妻對拜，“孝堂上父母易，孝頭上父母難”，頭上父母就是天地，“頭上三尺有神明”的神明就是天道。天地萬物差異互補共生構成了宇宙大生命。為人者要效法天地的仁慈與包容，天地之大，沒有一片葉子是相同的，沒有一粒種子是一樣的，自然農法遵循自然之道，天然地拒斥“一刀切”的標準；中醫遵循身體之道，因人因時因地辯證，時辰的不同給藥和下針的方式也不同。多元一體是生產生活中與乾坤父母的敬畏交感中領悟的常識即共同的內在經驗。植于身、根于家、源于天的內在經驗構成基層與上層的朝野共識，構成中國人共同的信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在價值和信仰層面彰顯出根處的平等。

君王作為這方水土這個民族的一份子，生下來就帶著與敬畏天地的基因，誰都不敢說自己就是天，最多是天子即天之子。君王的任務通過修道而“以德配天”“奉天承運”。在中國人心目中“道統”是高于一切的，是國家治理“政統”的根據和根本，道統能夠體現在政統中，但政統不等于道統。政統合于道統，才能獲得人心和天意授予的合法性，否則就應該被替代被革除，所謂“替天行道”。賢明的君王以隆重的儀式祭祀天地，不光為了表達感恩和敬畏，也是表明自己作為天地父母之子的位置。雖然有些君王試圖僭越，但人心如明鏡是不認不削和不齒的。道統文明會在實踐過程中出現各種偏差失誤，但是中華民族從未喪失自己的天道信仰，國家治理的合法性的根據不在強權在民心，而民心的歸宿在天道。道是共同的福祉，誰以私利為目的，便是無道，最終因“天人共憤”而遭到唾棄。

唯利是圖與惟道是從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和價值取向，由此創造不同的文明形態。以“唯利”之心度“惟道”之腹，無法理解中國人的天下觀，也很難接受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宇宙生命共同體的共同理想。然而正因為如此，才需要對話與溝通，回歸與轉化。

回歸，需要回歸中道。惟道是從的“道”是多元與一體共存、德治與法治并舉、個體利益與整體福祉共生之道即中道。中道，是中華道統的本質。看上去相反的兩極本來彼此依存，不能偏頗，更不能割裂。只說一統不講多元，勢必進入專制主義的巢穴，而只講多元不顧一統，則又落入分裂主義的陷阱，多元和一體各執一端，會將這個民族推入無休止的精神內戰和思想撕裂，會讓這個世界進入各種冷戰和熱戰而不能自拔。  

轉化，需要與時偕行，而這本身亦是中道的精神。考慮到大一統這個概念容易被誤解、且在歷史中確實出現諸多偏狹，用“共同體”一詞也許更能表達這個時代人類共同的內在經驗；差異互補共生、尊重溝通包容、自立互助公益的共同體內涵，亦能夠與現代人的精神內需共鳴。中華文明是共同體文明，中國思維是共同體思維，這是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奧秘，也是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保存的母乳。這些古老的智慧應該是時間上通史的、空間上通識的、話語上通俗的，并且作為今天的宇宙觀、方法論和路線圖，是能在現實中通用的，以解決現實問題的。

為了共同的福祉而明辨方向，為了共同的命運而攜手共生，這正是比較秦漢和羅馬的現實意義。（廖曉義）